今天访问了一下爸爸

晚上本来和我爸爸——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辩论，最后爸爸说要是以后不行了再说，我说那样岂不是共产主义信仰就消失了？这时我妈插话说我昨天问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乡的情景，而那时她还没出生，不知道。我就问我们那个村里和我爸同龄的人有多少。爸爸说整个大队58、59年出生的人确实很少，而且活下来的小孩大多数是家里比较有办法的。我爷爷那时在邻近一个区（现在是乡）里当监察方面的干部，而另一个58年出生的，他爸爸是个一般干部，而他妈妈则偷偷地做生意。如果不是当时爷爷有工资而且省吃俭用，那我爸完全有可能被饿死。不过由于当时家里不计工分，每年秋天只分红薯1000多斤（10斤红薯相当于1斤玉米），家里粮食依然非常紧张。不久后我爸真的生了一场大病（可能1963年左右），因为当时奶奶在县城里上班，就把我爸托付给住在厂子旁边的一个老太婆那里，给我爸买的东西都被那个老太婆偷吃掉了，所以我爸爸营养方面就很差。

不过我爸说他的病可能是被惊吓所致。人们打斗之后会涂上红药水，有一次就有个爱打架的人满脸红药水地从门里冲出来，我爸被吓了一跳。总之这场病不轻，以至于爷爷在病床前说：
“从那头走到这头，给你2分钱。”
能走那么两步，就是胜利，可见当时我爸爸身体很虚弱。

秋天只分1000多斤红薯，这些红薯就要切成片，摊到房顶晒红薯干，如果下雨，这些红薯会变坏、发黑，但还得吃。或者把好的红薯干卖掉，换成玉米面或高粱。红薯不易久存，但老天保佑的是，只有我家的红薯窖里面的红薯不会坏。别的家只能贮藏到初冬，我们家的却一直能藏到来年农历三月，而四月就能收麦子。我老奶奶，会拿一把小刀，把红薯坏的一部分剜掉，最后拳头大的红薯只剩蛋黄那么大，就煮熟吃掉，味道非常苦。我爷爷有时会拿回家一袋子大麦皮，我奶奶就仔细筛它们，挑出里面稍微带点白色的，磨成粉，实际上就是大麦皮面，蒸出来的吃起来很黏，味道很差。过年之前，奶奶就用各种杂面，包上剁碎的萝卜，杂面不能捏成饺子或包子状，有时蒸熟了托在手里就散开了。只在三十、初一早上做点白面馒头，给我老奶奶吃，一直能吃到二月。

我爸没亲眼见过大跃进，只知道各家砸锅卖铁，生产上的群众运动一直都有，文革期间在三个村子之间要修一个水闸，号召每家每户交碎砖头，于是我大伯天天出去转悠，见到半块砖头就喜出望外，赶紧捡了再砸碎上交。我们村子土质很差，邻村都通电了，但我们村子却没通电，人口又多，被人说成是“穷大村”，后来也是要村民上交铜器、金银，支援国家建设，卖掉之后买了个变压器才通了电，于是我家箱子上的铜皮都被撬掉上交了。

还有我爸当兵的事情，我老奶奶见过打仗，真的是兵荒马乱，加上看过一些打仗的电影，非常厌恶打仗，所以要我家几代以内不能有人当兵。不过我爸从小过穷日子，立志一定不能再留在老家，恰好我老奶奶去世了，我爸正好20岁，是当兵年龄的上限，才终于参军。16号被通过，18号上路，20号到达，就在这中间，三中全会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