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晚上回所上课，柏春师讲“口述史”，他算是我们所最早用口述史方法的学人了，讲到9点，大家开始闲扯，说本所前辈董先生立志撰写“20世纪物理学史”，采用分时段分学科方法，把学者划分为“十年一遇者”、“百年一遇者”等等，由于每段时间科学发展并不均衡，导致众多物理学家怨声载道，有些人抱怨自己没被写进历史，有些人不爽自己排到其他人后面……于是董先生决定给范围内的300多位学者一一打电话、写信，把他们的怨言都记下来，最后一起编到书里去。不幸的是，董先生的电脑被盗了……问书稿有没有备份，说有备份，从一个文件夹备份到另一个文件夹……反正这令董先生很不爽，但还是振奋精神重新再来，计划先出一版论著目录，让物理学家去骂，骂完了在这本目录中加上作者简介、简评，再让物理学家去骂，骂完了在这本书里加上物理学家的怨言，以后的事董先生就不管了。但出版社说，以前从没这么出版过东西，命令道试行本最多来一版！弄得董先生委曲求全。又说还有个研究吴健雄的专家，由于长期投身于传记写作之中，以致于即使是传主的缺点，也变成了可爱的优点。据说在证明宇称不守恒定理的实验中，吴只是次要的贡献者，因为她是老板所以就暴得盛名……我们的专家去问吴先生此事究竟如何，吴先生宏量不以为忤，痛快地承认其中原委，于是她在专家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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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终于排除万难，驱除心障，办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小事。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书》里面最实在的一篇文章一直让处于郁闷中的我感到黑夜中到底还有一支小小的发光发热的蜡烛：有付出就有收获，老天不会对不起那些埋头故纸堆的人……但下午还是遭遇极其不爽的一件事，前阵子接到通知，我们亲切的中科院领导为关怀广大研究生饱受CPI增长摧残的生活，特地给每位学生每月加20大洋伙食补助，4个月一共80，这80块真金白银令很多条件困难的人们热泪盈眶，齐声赞扬那英明的党……可是今天我跑到食堂一瞧，原来3块5的面条涨到4块5了，原来4块钱的菜变成5块了……看来食堂的消息也是极其灵通的啊，我们每顿饭多花1块钱，一个月就是90，把四个月的补贴全施舍掉了，原本在财政上就有些寅吃卯粮，现在子吃亥粮都不是没可能……
到当研究员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啊，能否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呢……

王晓明：陀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zz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5247.htm

王晓明：陀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我们其实是倒过来讲了。上次讨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持续关注大事情的作家，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他可以说一次也没有从他关注的大事情那里移开过眼睛。因此，《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对那个大事情的最后、也是程度最深的一次讨论，《罪与罚》呢，则是他从《穷人》、《地下室手记》开始，走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长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是先看了他的终点，再返回来看他中途的这一段，所以说是倒过来的。

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大事情，或者说，他认定的十九世纪俄国人的大事情？大家知道，从社会和政治立场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斯拉夫派”，所以，他所理解的十九世纪俄国人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上帝如何可能”。

这个问题，简单说是这样：个人也好，社会也好，是不能缺少对某种绝对价值的信仰的，而对于那个时代的俄国人来说，这样的信仰只能通过对上帝的信仰来获得。倒不是说上帝直接提供了这种价值，而是说它代表了这样的价值。一般来说，人都是通过对某种超越个人眼前利害的更高的东西的信仰，来表现他对绝对价值的信仰的，而对俄国人来说，上帝就是那个更高的东西的名字。

可是，俄国人虽然需要信仰上帝，却又很难保持这个信仰。破坏他们的信仰的，主要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生活的苦难。小说里面有一个很悲惨的女人，卡捷琳娜·伊凡波夫娜，这样的名字在俄国是最普通的名字，就像我们的张三李四一样。她得了肺结核，操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半夜起来洗衬衫，苦苦挣扎，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尊严。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却对上帝没好话，她对给丈夫做临终忏悔的神父说，上帝“是慈悲的，可是对我们却不！”（212页）到她自己临死时，更直言不讳地说，我没什么好忏悔的，即使上帝不宽恕我，“我也不管！”（504页）的确，苦难太深了，就会让人怀疑公道和上帝的存在，上帝再好，怎么就不管我呢？受苦受难的人，很难信仰绝对的价值。第二个是当时俄国流行的许多新思想，这些新思想都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对年轻人和读过书的人特别有吸引力。可所有这些新思想——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到小说中那个律师卢仁所体现的资产阶级的伦理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统统是无神论。所以，现实的苦难，加上因此而流行的新思想，使得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很难继续全心全意地相信以上帝为代表的绝对价值。

那俄国人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就是“上帝如何可能”，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的十九世纪俄国人需要面对的最大的事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不善理财的人，总是弄得自己很拮据。他还有个毛病，爱赌博，赌起来就忘乎所以。比方说，他预支了一笔稿费，用这笔钱逃到外国去躲债，结果却进了外国的赌场，一下子把钱都输光！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常常遭遇出版商和其他债权人的逼迫，他们不断威胁他：你要是再不还债，就把你关到拘留所去——当时俄国有一种专门关押不还债的人的拘留所。在写《罪与罚》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向朋友抱怨，说写小说是“诗意的事业”，需要我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和想象力，可是那些讨厌的家伙老是来逼债…… 这当然是抱怨的话，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词：“诗意”，我们怎么来理解他这个诗意的说法？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是一个作家，有文学的敏锐和洞察力，他还是个癫痫病人，经常口吐白沫、痉挛，倒在地上，这样的病态又给了他与一般作家不同的特别的感受力。俄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情感浓得像烈酒的人，也有淡得像白开水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别的感受力，使他总是特别能体会那种内心如同烈酒的俄国人：他们生命力很旺盛，欲望很强烈，但同时，他们的伦理感也非常强。这两种精神品质，生命欲望和伦理感，本身就会冲突，又偏偏遭遇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个大事情——特别需要上帝又没法相信上帝，内心冲突就更激烈。绝对价值是什么？是对人的灵魂和肉身的一种安排，它能够使人的内心达到某种平衡。一旦这个安排和平衡丧失了，生命欲望就会四面冲击，内心就会很乱。陀斯妥耶夫斯基正是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俄国人内心的这种乱，他全身心浸入这种感受，观察、想象、分析，用小说把它呈现出来，这个事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诗意的事业。这就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他的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住在城里的人（这一点和托尔斯泰就不同），他们不论年老年轻，也不论身份和职业如何不同，都处在剧烈的内心冲突中，挣扎、痛苦、受煎熬。其中有的人最终似乎能够摆脱这种困境，找到某种信仰的可能，但更多的人是毁灭。第二，他的小说的几乎所有的形式特点，都和人物的这种内心冲突有关。比方说，小说通常都比较长，他似乎总是需要一定的篇幅来充分地展现人物的内心状况。其次，他早期喜欢用第一人称叙述，可很快就转到了第三人称叙述，这很可以理解，第一人称叙述是受限制的，特别是当他要用一群人物、而不是一两个人物，来呈现俄国人的内心混乱的时候，转向第三人称叙述是非常自然的。再次，正像巴赫金归纳的，他的许多小说都是复调式的。此外，他喜欢用肖像描写来刻画人物的内心状态，喜欢很仔细地描写人物的脸部表情，特别是眼睛和眼神。还有，他常常设置大段的对话，在推进这些对话的时候，他非常从容，慢慢地推进；可一到叙述人物的行动，他的笔触往往很急促，这种急促的叙述中，时不时还会镶嵌一些让人一下子要打一个哆嗦的非常刺激的情节。比如小说中那个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就两次充当了这样的情节。一次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躺在家里的床上，刚做完噩梦，一睁开眼，就看到他俯身盯着自己。另一次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刚刚摆脱了失败情绪，想振作起来了，就遇到这个地主，悄声地对着他耳朵说，我听见你承认自己是凶手了。一方面是镶嵌着这样的让人吓一跳的情节的急促的行动叙述，另一方面是缓慢推进的人物对话，二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他的小说的基本的叙述方式。

与此相关的，是他那些直接的心理描写的双重性。一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并不满足于将笔下的人物当作一个个孤立的个人来描写，他总是要在他们身上放进一些俄国人的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因素。可是，如果光这么写，很容易写得抽象，缺乏感性的吸引力，而陀斯妥耶夫斯基不同，他的心理描写还有另一重意蕴：他对不同的人物的不同的个性心理，刻画得很细致，比如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断地想去自首，又不断地犹豫，这些细微的心理活动，都写得很真实，因此，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个性面貌很鲜明。

正是这些活的个人，汇聚成对一个大的普遍的精神困境的展示。上面说的所有这些小说的形式特点，都是因为要呈现俄国人的内心冲突和精神困境这一总的意图而形成的，或者说，是跟这个总的主题同步形成的。而主题和形式的这样的密切的结合，不仅表现在《罪与罚》里，也表现他的其他很多小说里。所以，我们是很难单独拿他某一部小说来讨论他的小说的形式特点的，他的小说在形式上都差不多，可以说是共同呈现了这些形式的特征。

以上是开场白，把我们进入《罪与罚》之前的一些基本的理解，概括地说在这里。

下面我们一起来进入作品的世界。按照小说的叙述顺序，一章一章地展开来谈。先不必急着往抽象和理论的层面上升，而是要沉下去，贴着小说的具体的描写来谈。

第一章。这一章主要完成了两个大的叙述。第一，让小说里的大多数重要人物都出场，即便那几个来不及出场的，也都通过其他人物之口，让读者知道了他们是很重要的角色，以后他们一露面，就能引起读者的重视。第二，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完成了杀人的行为。杀人的场面写得很逼真，特别是那个老太婆的妹妹进门以后，看见拉斯柯尔尼科夫拿着斧子迎上去时，她脸上的表情。记得有一个评论说，要不是自己杀过人，你是很难写得那么逼真而震撼人的。这充分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描的能力，虽然在他的小说里，还有比这种白描更抓人的特质。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细节：第一章第六节里面，在一个街边的小酒馆里，拉斯柯尔尼科夫听到一个军官和一个大学生在争论。大学生提出了一个概念：“算学”，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而他举的例子，恰好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准备去杀的那个老太婆。大学生说：这个老太婆这么坏，到处放高利贷，对社会没有一点好处，而那些比她好得多的年轻人，却没有出路，受苦受难，如果把这个老太婆杀了，拿她的钱去帮助那些年轻人，这当中的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所以，可以杀。大学生接着又提出第二个理由，我概括为“伟大人物论”：如果这种杀人的事都不能做，那就没有伟大人物啦。什么叫伟大人物？伟大就是不拘小节，他要做大事情，在做大事情的路上，踩倒一棵草啊，踩死一只蚂蚁啊，他都不管的，如果所有人都在小事情上这么小心，把精力都耗费在该不该踏倒一根草啦，是不是要避开蚂蚁啊之类的小问题上，那就不会有伟大的人物了。但那个军官不同意，他说：人是不能随便杀的，为什么？因为世间有天理，不能杀人，就是一条天理！军官进一步问：你说得天花乱坠，你是不是准备自己去杀呢？大学生说不，我就是说说而已。军官马上跟进一句话：原来你也就是说说的，可见你的话里也没什么道理。这话的潜台词是：你为什么不动手呢？说明你还是受到那个天理的束缚的，光说说没关系，真要动手做，就会跟那个不能杀人的天理直接冲突，而你其实是不敢承受这个冲突的。我觉得这个争论非常重要。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会儿要杀，一会儿又犹豫，这个写得很细，但他为什么要杀，又为什么犹豫，却没有交代。而这个小酒馆里的争论，是把他要杀和犹豫的理由都讲出来了——就是“算学”和“天理”的对峙。这个对峙当然是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但同时，大学生和军官的争论告诉我们，这种对峙决不只是发生他一个人心中。

到这里，小说的叙述框架基本出来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要同时讲好几个故事。譬如拉斯柯尔尼科夫这家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有自己的故事，他妹妹杜尼雅也有自己的故事，由杜尼雅的婚姻故事，又牵出了卢仁、拉祖米兴、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故事，所以这一家人就有四、五个故事。还有马尔美拉陀夫一家人，虽然我们在第一章里只看到马尔美拉陀夫本人，可是通过他的讲述，他的女儿和妻子的故事也都开始了。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的故事一起织成了一个故事的网络。当然，这个故事网络中有一条主线，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他的故事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由人物的行动构成，先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犯“罪”，然后他跟那个要破案子的力量——不止是警察——周旋，也就是与“罚”周旋——这是在最表面的意义上理解的“罪与罚”。第二个部分，也是作家最用力的，是对那个实际行为的“罪”与“罚”的讨论，小说中那些整页整页的对话，都属于这个部分。用一个故事的网络，凸显一条由两个部分合成的故事的主线，这就是这部小说的基本的叙述框架。第一章就如此完整地呈现出这个框架，真是写得很经济。

第二章里，故事的网络继续伸展：卢仁在这一章的第五节里隆重登场；到了第七节，马尔美拉陀夫被车撞了，拉斯柯尔尼科夫送他回家，见到了他家里的所有人，包括索尼雅——这一家人全体出场了。故事的主线也在往前走：拉斯柯尔尼科夫收到一张传票，去了警察局，他的故事的行动的部分，由此进入了与“罚”周旋的阶段。他赶回家灭迹，把东西藏在一块大石头底下，又在一个叫水晶宫的小酒店里，跟一个叫扎苗托夫的警察做了一番很危险的谈话…… 行动的部分推进得相当快。

更重要的是，故事主线的第二部分，关于罪与罚的讨论，也在这一章全面展开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人之后，立刻产生一个强烈的冲动：他想赶快把这个事情摆脱掉，这事情对他构成了太大的心理重负，他受不了。可如何摆脱呢？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警察局，“进去，跪下，直认不讳”。（105页）请各位想一想，他要摆脱“罪”的重负，可以有多种选择，他可以毁灭罪证，也可以逃走，他却偏偏想到向警察去认罪，这就说明，至少在下意识里，他并不能摆脱那个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罪”的重压。当然，这个重压和第一章那个军官所说的“天理”的重压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紧接着，他对自己为什么杀人发生了疑惑。在第二节里，他忽然在街上站住了，一个新的、他完全意料不到的问题把他弄糊涂了：如果杀人这件事，当真是你深思熟虑的行为，你当真是抱有一个明确的理智的意图而行动的，那为什么你直到现在，连那个钱袋里藏了什么东西也没有瞧过一眼呢？为什么拿到这些珠宝钱袋之后，你会那么紧张，那么受不了，哆哆嗦嗦的，流汗，睡不着，睡着了还做恶梦？正是这些不由自主的反应，使他开始怀疑自己了：你不是要学拿破仑吗？要做伟大的人吗？可你的表现怎么这么糟糕？从他这个疑惑，我们可以看出，他原来是对自己有一个期望的，他认为杀人以后他会很镇静，因为这是他的理性的选择，他是一个不一般的人，一个要做拿破仑的人，拿破仑可绝对不会因为踩死一只小蚂蚁而感到紧张的。可是，他自己实际上却如此紧张，事实上，他是被这个事情吓坏了。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必然要怀疑他原先对整个事情的判断：他真是在目的明确地做一件事情吗？他有能力学做一个拿破仑吗？这种怀疑是如此强烈，以至他开始对自己发生厌恶，因为他似乎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不是能当拿破仑的料。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

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涅瓦河边，面对壮丽的皇宫，这是他经常来的地方，也许来过了几十次，可这一次，他却突然发现：虽然他一到这里就记起了他以前来这里时常常思考的那些问题，可他现在完全进入不了那些问题了。这真是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我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因此想起了许多熟悉的往事，但我同时强烈地感觉到，我回不到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回不到过去那个熟悉的“我”了！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话来说，就好像是有一把大剪刀，把他和自己的过去完全剪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写明这把剪刀从何而来，但我们读者很清楚，拉斯柯尔尼科夫之所以回不到他原来的生活和精神历史里去，就是因为他杀了人，一旦杀了人，天地世界全变了。他原来给自己设计了一条路，杀人只是他走这上这条路的拐杖，可现在这拐杖成了一块巨大的拦路石，把他整个压趴下了，不能继续往前走，也不能往后退，他的脑子，现在是整个陷进那个“罪”的紧张了。

为了排遣这种内心的紧张，拉斯柯尔尼科夫去了一个妓女云集的地方。一个很年轻的妓女直截了当地向他要钱，旁边一个年岁稍长的妓女就很不满，觉得为妓也得有道，不能这么不要脸。这似乎震撼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他立刻联想起从前读到的一个场面：一个人被判了死刑，一小时后就要执行了，他就想，即便是在高耸的峭壁上，脚下只有一俄尺宽的只容两脚站立的地方，周围是深渊、汪洋，漆黑一片，狂风暴雨，他也还是愿意在这一俄尺宽的地方站上一辈子，因为，这毕竟是活着。这里你很容易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经历，他曾在彼得堡被捕，判了死刑，沙皇下了赦死令，但警察当局捉弄他们，依然将他和其他同案犯送上刑场，到最后一刻才告知，所以，他是经历过这样的极端强烈的求活的心理的。但在这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却是要用这个细节来发展拉斯科尔尼科对自己的怀疑：人是多么的脆弱啊，多么的容易放弃啊，就为了一个“活”字，把什么都放弃了，那个年纪较大的妓女还保留着某种尊严和道德感，那个年轻的就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说：“人是卑鄙的！因此管他们叫卑鄙东西的那个人也是卑鄙的。”（181页）我们怎样理解他这个话？

我不懂俄文，但我估计，原文的这个形容词的涵义，可能和当今中文的“卑鄙”的通行涵义不一样，还包含了“脆弱”和“下贱”之类的意思。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然断言“人是卑鄙的”，他的重点却是在后面的第二句：那个如此断言的人，即他自己，也是卑鄙的。这其实是再一次表现他对自己的厌恶：不单是杀了人以后的种种表现，更是这杀人本身——这是不是也是出于和那妓女相似的原因，是为了一个“活”字，而不是别的堂皇的理由？街边的那些妓女强化了他的自我怀疑。在这之前，我们都记得，他是把人分成几等的，有特殊材料，有普通材料，还有废料。他现在第一次如此强烈地觉得，自己非但可能不是特殊材料，当不成拿破仑，而且很可能和那些妓女一样，是普通材料，甚至是废料，“卑鄙”的废料。前面那个“一俄尺宽”的阴郁的联想，到这里膨胀到了极致。

但是，到最后一节，拉斯柯尔尼科夫又缓过气来了。他送奄奄一息的马尔美拉陀夫回家，拿出自己仅存的25卢布帮助他的妻儿。从这一章开头起，他就不断地自我怀疑，精神越来越萎靡，现在他却在马尔美拉陀夫家里，获得了对自己的正面的感受。我并不像今天白天所表现得那样很糟，我没有垮掉，我还活着呢！不用说，这个“活”指的是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做一个优秀人物的能力。而既然如此，那就不该放弃，要继续斗争，继续反抗那些指认他有罪、企图惩罚他的势力。整个第二章，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冲突的一方，“算学”和“伟大人物论”，似乎一直处在下风，倒是“天理”越来越强大，但到这一章结尾的时候，“伟大人物论”似乎又抬起了头，拉斯柯尔尼科夫并非是一只小虱子，他还可以振奋精神和他们斗一斗。一路下挫，最后反弹：这个曲折的心理过程，构成了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当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个心理过程，并不仅仅是由他内心的不同声音来推动的，它也同时由他和身外的其他声音的交流来推动。第二章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展开了这后一方面的交流。这就是那个律师卢仁的“长褂子”理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卢仁说：我先得把我自己的事情弄好，然后才能管别人，如果把我的长褂子分一半给别人，两个人都只穿短褂子，那一定都冻死，所以，为了以后帮助别人，先要穿好自己的长褂子。拉祖米兴激烈地批评卢仁的这一套说法，但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他说：按照你这个逻辑，你是可以杀人的——他不让你穿好长褂子，就等于不让你以后有效地帮助别人！ 此言一出，卢仁一下子就懵了。请各位想一想，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什么能够这么犀利地一下子点中卢仁的要害？

从小说里的前后情节来看，卢仁是一个极端自私的恶棍，他的这一套说法，完全是在自我辩解，是企图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长褂子逻辑却又和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的逻辑有相通之处，都是用一个更大层面上的意义来论证自己的某个自利行为的意义。也正因为这个相通，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才能一下子洞察卢仁的逻辑的要害，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顺着这个逻辑走下去，会到达什么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他在自己的内心已经这样地走过一遍了。这就很有意思了：两个明显不一样的人，思想的取向也完全不一样，但作家却安排这样一场争论，凸显他们之间有某种共通之处，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是表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笔下人物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正是这个看法决定了他的小说的复调的特点：他当然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卢仁是两株完全不同的植物，但他更知道，他们来自同一片精神的土壤，他们都是在俄罗斯人对绝对价值的信仰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人。正因为不再有绝对价值的制约，不同秉赋的人就根据自己的处境和欲望，发展出不同的思想来，然而，令人怽心的是，这些完全不同的人发展出来的不同的想法之间，却有某种模模糊糊的相似，而且是那种令人担心的恶的相似。我相信，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或许自觉或许并不完全自觉的把握，作家才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身内身外同时展开不同声音的交锋。所谓罪与罚的讨论，就是由这两方面的交锋合组而成。

如果这样来看，整部小说的开篇，是到这第二章的结尾才真正完成。倘说第一章是呈现了小说的表层内容的大致结构：人物啦、故事的网络啦，主线啦，等等，那第二章就是呈现小说的深层内容——也就是关于罪与罚的讨论——的大致结构，让读者明白，这个讨论不但充满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也充满了他置身的整个世界。

接着是第三章。故事的网络继续扩展，出现了拉祖米兴对杜尼雅的强烈的爱情，这是整个作品里面少有的给人温暖的情节。同时，卢仁也进一步暴露了令人厌恶的一面，特别是那封信，中文翻译得真是不错，谁看了都会觉得卢仁是可厌至极！更重要的是索尼雅，前一章里她只是露了一面，这时候才正式踏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房间，也就是说，正式进入了小说的中心场域。此外，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也神秘地上场了，作家一开始并不说他是谁，只细细地描写他的花白胡子，要到后面这个人物再次登场的时候，才拿这花白胡子做联络，点明他的名字。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点写侦探小说的才能，他大概知道自己的小说费人脑筋，所以弄点神秘兮兮的情节来吊人胃口。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点：作家虽然很仔细地呈现拉祖米兴如何对杜尼雅发生爱情，却又将这个爱情的发生整个镶嵌进另外一个费时更久的事情当中，这个事情就是，他不断地跟杜尼雅母女谈论拉斯柯尔尼科夫。刚才我说，这部小说的深层内容也有自己的大致结构，从作家对拉祖米兴的爱情的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结构的一个叙述上的表现：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行动，其他所有人则以不同的方式谈论他。有的是直接谈论，有的则是以自己的行动来映照他，比如说卢仁，他的故事就可以被看成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种打引号的谈论。看上去故事的网络四面伸展，其实各项情节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不是四散分开、各走一边的。看上去不同的人物都是按自己的逻辑行动，其实他们的行动都指向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是一个人，他聚焦了小说的中心问题，那个罪与罚的问题。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主线故事当然也往前走了一大步，探长波尔菲里上场了。他一上场就布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谈话场面：他、拉斯柯尔尼科夫、拉祖米兴和扎苗托夫，四个人围绕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篇文章，长篇大论地谈起了罪与罚的定义。首先是拉祖米兴，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这个观点被归纳为一句话：犯罪是对社会的抗议。这意思是说，是因为受压迫，太苦难，人民才不得不做出违反法律的事情，因此，不存在该由个人承担的罪，个人的罪其实是社会的罪。这是在讨论“罪”的定义。当拉祖米兴完成了对这种观点的否定以后，探长波尔菲里就把问题归结到个人身上，盯着要拉斯柯尔尼科夫解释自己的文章，引诱他谈到“伟大人物”。拉祖米兴再进一步，和拉斯柯尔尼科夫论起了伟大人物的痛苦，对“罚”的定义的讨论，也就由此展开。到这一步，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得不说，对伟大人物而言，惩罚不是体现为现行法律的制裁，而是来自个人内心的痛苦，他必得要承担自己践踏法律以后的内心的痛苦。在这里，拉斯柯尔尼科夫其实是不自觉地在解释他在前面两章所表现的那些慌乱、紧张和苦恼。他必须把它们上升到一个抽象的层面——伟大人物是一定要痛苦的。

四个人的讨论好像很散漫，其实却在探长的引导下，形成了一个毫不含糊的指向，就是要诱导、或者说逼迫拉斯柯尔尼科夫自己站到那个践踏了法律的伟大人物的位置上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七嘴八舌的谈话的能力。看上去四个人在乱扯，可如果你仔细读就会发现，就在话题四面乱跑的同时，有一张网却在不断地收紧。拉斯柯尔尼科夫犹如一头困兽，被这四个人——包括他自己——的谈话慢慢逼进了一个死角，不知不觉就站到了伟大人物的被告式的位置上。当他说对伟大人物的惩罚更多是来自他内心的痛苦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差不多承认了，自己正在承受这样的惩罚。

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们的谈话嘎然而止，拉斯柯尔尼科夫离开探长的办公室，回家了。作家这是要放他一马吗？不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刚到家，就来了一个陌生的“小市民”，冷冷地叫他：“凶手！”（317页）这个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小市民，一下子点破了那四个人的谈话所要指向的结论。拉斯柯尔尼科夫反应如何呢？他的第一个反应依然是自我观察，他忽然非常厌恶地感觉到，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啊，他一丝力气都没有了，他被吓坏了。他自言自语：“我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原则！”（320页）他这是第一次把自己做的事情的性质，这么清楚地讲出来了：他杀的不只是身外的某个人，更是自己内心的一部分，什么部分？就是第一章里那个军官说的“天理”，或者说，对于这个天理的敬畏。

可是，虽然他的行动逾出了天理的原则，他在精神上却没有能跨过去，在心理上，他还是停留在“原则”这一边。所以他才会这么紧张，一声“凶手”就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再一次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只不成器的虱子。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牺牲了五十万法国军人的生命，却用一句俏皮的双关话，就把这事情打发了。伟大人物当街架起排炮，将无辜和有罪的人一并炸翻，却连一句解释的话也不会说。可我呢？这一个月来，我不断地麻烦仁慈的上帝，要向他证明，我杀人不是为了满足物欲和性欲，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我尽力做得公平、合理，在虱子里挑一个最糟的来杀……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明白，所有这一切，仔细的权衡啦、不断地自我说服啦，都是为了向“天理”证明自己的清白，这就说明，我其实没有能力跨越“天理”，我不过是一个普通材料做成的人！

大家一定记得，在上一章的结尾，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如何振作精神，要继续当个伟大人物的。可现在，他对自己的评价完全不同了，他断定自己不过只是一个虱子。于是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后来被很多评论家引用：那个小市民再次现身，将他引进一座大房子，里面坐着一个老太婆，他举起斧子不停地砍，却怎么也砍不倒她，她反而抬起头哈哈大笑…… 显然，这个老太婆多了一重身份，不再只是那个现实中的放高利贷者，她更象征了那个天理，那个原则，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手里的斧子伤害不了她，他只能在她的哈哈大笑中没命地奔逃。他醒了，逃出了恶梦，可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笑眯眯地俯身看着他，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场面啊！它再清楚不过地告诉读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已经不可能再如第二章的结尾那样，继续自我振拔了。

接下来的两章内容都很密集，情节发展的节奏明显加快了。第四章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非常重要，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正式登场，和拉斯柯尔尼科夫展开一个长篇对话。这是一场让人不寒而栗的对话。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说，他经常会在梦中见到他死去的妻子的鬼魂——我们知道，他的妻子是被他害死的，似乎正因为是他害死了她，才会不断梦到她。这时候，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曾经想过，你会经常做这样的梦的。作家紧接着写道：拉斯柯尔尼科夫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惊讶不止，“非常激动”。（333页）这让地主觉得奇怪：噢，你这样想过？又说：我不是说过吗，我们之间有某种共通之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异常激动地“厉声回答”：你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说：我觉得我说过啊，我刚才进来，看到你闭着眼睛躺在这里，我就对自己说，就是这个人吧。就是这个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声叫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他们有片刻的功夫都不说话，两个人都睁大了眼睛，“面面相觑”。（333页）请各位仔细看，这一段对话是不是有点怪？为什么他们最后“面面相觑”，作家写他们这样，是什么意思？

面面相觑者，两个人都有点怕了也。上一章结尾的时候，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梦中怎么也砍不倒那个老太婆，她仿佛就是那个被他杀死的老太婆的鬼魂，现在回到他的梦里来了。正因为自己做过这样的梦，再听到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说常梦见自己的老婆，他就立刻起了联想，觉得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身上。可这就等于说，他和那可恶的地主干了同样的事，这却是他怎么也不愿意承认的，正在这内心矛盾、紧张的关头，那个地主说，我跟你有相似之处，他就受不了了，所以“厉声”反对，当地主进一步说，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他更恐慌了：你凭什么能认出我？莫非我确实有某种跟你相似的地方，你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一段对话，其实是强烈地暗示了两个人之间有某种奇怪的相通之处，对这一点，不要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也是没有意识到的，他是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反应当中领悟到的，所以也吃了一惊。于是，面面相觑。这真是一段非常含蓄的叙述，如果读得太快，你可能会一下子跳过去，感觉不到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惊心动魄。

还有更惊心动魄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进一步讲到了自己对永恒和未来的理解。他说：我们常常认为永恒是一个不具形状的概念，是巨大而美好的，可是，如果未来和永恒当中，就只有蜘蛛网之类的东西，那怎么办呢？永恒可能只是一间小房子，就像乡下那种被熏得墨黑的浴室（俄国乡村的浴室通常搭在正房外面，很简陋——王晓明注），角落里布满了蜘蛛网，“我有时觉得永恒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 （336页）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啊！人在现实中活得不好，但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眼前的琐琐碎碎的人事再怎么污糟，我还有永恒可以指望，没关系，这些都会消失的，远处有比它们更重要的正面的光亮的永恒在呢。一个人如果能这么想，就可以用永恒和未来平衡他在卑琐的现实当中的绝望。可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却丧失了这样的指望，永恒也罢，未来也罢，都不过是熏得乌黑、结满了蜘蛛网的破澡房，非但不比现实好，而且就是现实的最恶劣的那个部分：这是多么彻底的绝望！可正是这样的一个地主，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觉得和自己有相通之处，而既然有这相通之处，他对未来和永恒的阴暗判定，就很可能也是展现了自己的思想的某种前景，大家想想，这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多大的打击？小说里写道，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打了个寒颤”，（336页）他再次被吓坏了。和上一章里那个小市民给他造成的恐惧不同，他现在害怕的不是“罪”的暴露，而是那令他“犯罪”的内心思想的发展的前景，这是一种更内在、也更深刻的恐惧。

相比起第二章里卢仁的长褂子理论，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这一番关于永恒的谈话，显然是形成了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种更深刻的精神的映照。这映照的焦点也是落在“天理”上：一个人不断地梦见被他所害的人的鬼魂，这本身就表现了天理对他的某种威摄力；对于永恒和未来的执着，因为这种执着而反复地谈论何为永恒、未来究竟是什么，更是表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非常看重的那种俄国式的对于上帝及其所象征的绝对价值的信仰，或者更准确地说，当这种信仰开始崩溃的时候，俄国人内心的巨大痛苦。我觉得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就其对那个时代俄国人精神苦闷的呈现的深度来说，大概是这部小说中仅次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人物了。

第四章的第二部分，讲述卢仁如何被杜尼雅母女彻底赶出家门，这个我就不分析了，直接进入第三部分：拉斯柯尔尼科夫拜访索尼雅。在前面几章里，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身外的较量的对手，一直是警察和现代法律制度，探长波尔菲里要逼他承认的，也只是那种由现代法律定义的“罪”。但这时候，他进入索尼雅的房间以后，对手却完全不同了，这个对手以前只是坐在他心内，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原则、那个天理，但现在索尼雅成了它的代表，因此，原先只是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较量，现在直接表现为他和索尼雅之间的交锋了。

一上来，拉斯柯尔尼科夫就猛烈进攻，问索尼雅：你以后怎么活？他设想了马尔美拉陀夫死后一家人生活的种种可能，卡洛琳娜会病死啊，这些孩子可能养不活啊，然后丢出一句非常刺人的话：你的小妹妹一定会走上和你一样的卖淫的路！索尼雅受不了了，“狂叫”起来：不可能，上帝不会允许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拉斯柯尔尼科夫马上跟进：“也许上帝根本不存在……”（374页）这是把他自己的那套思想推到索尼雅面前了。

然后他继续进攻，对着索尼雅突然跪下，说：我跪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人类的一切痛苦。他接着解释说，你索尼雅是个大罪人，你这么一个纯洁善良的人，却过着那么卑贱的卖淫的生活，你自己也知道，你这样对谁都没有帮助，救不了谁，只是白白毁了自己，这还不是大罪吗？他残酷地逼问索尼雅：你都这个样子了，怎么还能够继续保持对上帝的信仰呢？你所承受的这样大的耻辱和卑贱，怎么还可以在你身上跟那神圣的信仰并存呢？这当然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他的“算学”的思想，在他看来，索尼雅的牺牲是否有价值，全看这能不能达到令家人免于穷困的目的，如果不能，那就是无谓的牺牲，就是大罪。但同时，他也是赤裸裸地抬出了他的伟大人物论。为什么索尼雅的牺牲是大罪？就因为她和她要救的人不一样，那些是普通人，你索尼雅却有信仰、纯洁、肯牺牲，是不一般的人，所以你不能白白受苦，所以我才要特别盘算，看你的牺牲是不是值得。在这里，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单是在说索尼雅，更是在说自己，他正是因为不愿意承担索尼雅式的“大罪”，不愿意自己白白受苦，对社会和任何人都没有帮助，才走向了另外一种所谓的罪，去杀人的。但他也料定了，索尼雅是不会和自己一样，为了避免这个大罪而去犯另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罪的，所以他愤激地给索尼雅指路说：你还是投河自尽吧。

可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么咄咄逼人地逼问了索尼雅一番之后，却突然发现，他的种种想法，他在不同的罪之间的这些权衡，索尼雅在内心都经历过了。她不是不懂得这些，而是虽然懂得了，却依然继续恪守她的牺牲之责。仿佛是为了证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个发现，作家特别放了一个情节，让索尼雅给拉斯柯尔尼科夫念了一段《约翰福音》，念着念着，索尼娅整个人都变了，不再是那么畏缩、苦恼，而是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挺直，神情里甚至出现了圣洁的光辉。到这一步，拉斯柯尔尼科夫只能最后再拼一次了，他直截了当地要求索尼雅：你跟我走吧。跟你去干什么呢？去粉碎必须粉碎的，“统治一切发抖的畜生，统治整个蚂蚁窝！”（384页）当在前面逼问索尼雅今后怎么生活的时候，他似乎振振有辞，甚至都不必说应该怎么办；但现在，他被逼着交代了自己要怎么做，却败局已定，他知道索尼雅不会听他的了。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直接显形为索尼雅、甚至是索尼雅朗读的《圣经》之后，“天理”第一次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它也因此不再只是隐隐约约、只是表现为譬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些莫名的紧张和恶梦，它现在借着索尼雅这个人物，开始成为小说中的主要形象了。

最后是这一章的第四部分，拉斯柯尔尼科夫再次去警察局跟探长较量。眼看就要翻船了，却出现了一个意外，他又一次全身而退。在第三章里把他吓得半死的那个小市民，也忽然回来找他，道歉，说认错了人。这样一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似乎可以逃脱现代法律制度和警察的追究和惩罚了。但是，对这个时候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与警察的周旋已经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索尼雅，是他和索尼雅在精神上的分歧，而这也正是他内心的矛盾冲突的外化和激化，他现在全神贯注在这个冲突上，探长那边的事，已经不再如前几章里那么重要了。

第四章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它完成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的侧重点的转移，如果还是用“如何定义‘罪’与‘罚’”来概括这个故事，那么到这里，对“罪”与“罚”的定义的根据变得清晰而单纯了，它不再是取自现代法律制度，而是来自圣经所代表的天理，探长波尔菲里渐渐退入暗处，灯光现在集中到了索尼雅身上。

第五章的内容也非常密集。卢仁最终向索尼雅下手，但他彻底失败，就此从小说中消失了。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年轻人安德烈。请各位注意安德烈和卢仁的谈话：安德烈向卢仁宣传一些天真的、空想的、因此显得相当可笑的理想，卢仁却很冷静、实际，每一句话都打中对方的要害，显得很有道理。可是，在安德烈的天真和可笑的理想背后有非常热烈的善良和真诚，卢仁的那些每一句都很正确的话后面，却是一颗阴暗的堕落的心。这种表面和背后的极其强烈的反差，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你从这里，正可以看到作家对人事的一种深刻的把握。他清楚地知道，与现实黑暗的厚重相比，所有热忱和善良都是弱小、幼稚、甚至是可笑的，但是，他决不会因为这可笑就减弱对它们的歌咏，相反，他把对这幼稚和可笑的呈现也编入歌咏之中，安德烈们就在让你觉得“太幼稚了”的同时，也让你感觉到温暖。再说得大一点，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整体性的特点。俄罗斯文学对苦难的表现的强烈和深刻，大概是同时代其他地方的文学无法比拟的，可是，无论契可夫、屠格涅夫还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批伟大作家的笔下，永远有一种对人的善良的信任、对新的美好的东西的期望，一种象安德烈那样的热烈、天真、发自肺腑的期望。也许我是读得太少，我觉得读同时代的西欧文学，很少能感受到这样的情怀。这是俄罗斯文学了不起的地方。

这一章最重要的部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雅的继续交锋。拉斯柯尔尼科夫又一次逼问索尼雅：如果你事先知道卢仁的企图，也知道他会造成你母亲的死亡和孩子们的无家可归，你会不会杀掉卢仁呢？如果你不行动，善良的人就会受苦，就会死；如果你采取行动，锄掉这个恶人，那些善良的人就能活下来，但你却“犯罪”了。他追着问：你会让他们哪一个死，卢仁，还是你母亲卡捷琳娜？这是用他的“算学”思维把索尼雅逼进了死角，因此索尼雅拒绝回答：“‘您为什么要问不可能发生的事？’索尼雅极其厌恶地问。”（473页）索尼雅之所以厌恶，是因为直觉到了这种问法背后的那个冷酷的“算学”的力量。最后她说，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法知道天意……”（473页）“天意”这个最初是由第一章里那位军官说出来的词，再一次从索尼雅嘴里说出来了。如果说 “算学”诉诸的主要趋利避害的理智，是“工具理性”，索尼雅却本能地就拒绝只用理智来决定行动，她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天意，交给了那种超越人的理智的更大的力量。请大家记住他们的这一番问答，它包含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以来，这一百五十年间，折磨着人类的一系列生存的基本难题。然后，索尼雅忍不住痛哭了，说：你难道只是为了折磨我而来吗？拉斯柯尔尼科夫望着她，“五分钟过去了”，他忽然改变了态度，“他那佯装的、不害臊的、有气无力的挑衅语调消失了”，他“轻声地说”：“索尼雅，你是对的……”（474页）他身上的另外一面出来了，他请求宽恕，接着坦白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这以后，作家用了十来页的篇幅，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雅复述自己做的整个事情，当然，整个复述同时也是他的自我解剖。最后他总结说：当时是魔鬼拉我去的，可是后来魔鬼又对我说，我没有权利上那儿去，因为我和大家一样，不过是一只虱子！他把我嘲笑了一顿，所以我上你这来了。“要是我不是一个虱子，我会上你这来吗？”（487页）这话说得很沉痛，虽然他没有解释“魔鬼”是谁——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个命名体会到上帝的隐隐约约的存在，但他坦率承认了，他是错看了自已。他原来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个伟大人物，所以有“权利”上那个杀死原则、跨越天理的地方去，可他真上路了，却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于是只好转回来，向你——也就是天理——来坦白。他还说了一句话：“我杀死的是我自己。”（487页）这是哪一个自己？在我看来，他指的是那个不甘心当一个虱子、要做一个拿破仑的自己。当这个自己支配着他的时候，他以为他只是杀死了一个老太婆；当这个自己剧烈动摇、有点把持不住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他其实是杀向了天理；而此刻，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只普通的虱子、根本不是当拿破仑的那块料的时候，他也就知道了，他内心的那个要跨越天理的自我，已经死亡了。这个死亡，正是从他动手杀人的时候开始的，所以他才说，他杀死的不是别人，而就是自己。不用说，小说写到这一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可以说基本结束，他内心也好，身外也好，算学（还有伟大人物论）与天理的对峙都已经决出了胜负。

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是向索尼雅坦白，却并不愿意去警察局自首，他依然不承认警察、国家和现代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政府动不动用国家的名义发动战争，屠杀几十万人，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事实上，如果不是索尼雅远远地陪着他去警察局，看见他犹豫后退而表现出“痛苦、惊讶和失望的神色”（620页），他是不会自首的。其次，至少在这时候，他只是在“我是一只虱子，却干了只有拿破仑可以干的事情”这一个意义上承认失败、请求索尼雅的宽恕，他并没有整个否定“拿破仑可以践踏虱子”这个更基本的观念，而我们知道，正是这个观念支撑着那个“算学”。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了不起的地方，即便已经写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认输的这一步了，他依然不忘记留下一个缺口，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明确说，如果他能够判定自己不是一只虱子，他是不会认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地知道“现代”的厉害，知道俄国人的精神困境的深重，尽管他理智上强烈希望，但作为小说家，他不虚构一个走出困境的圆满的结局。

第六章收尾。先是写探长波尔菲里上门，揭开谜底，要求拉斯柯尔尼科夫自首。但有意思的是，波尔菲里以前说话，都是一副警察的口气，但到这一章，他的嘴巴不是自己的了，变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了——而且不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而是斯拉夫派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像先知一样召唤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良心，而这个召唤根据的不是现代法律制度，而是类似“天理”那样的价值信仰。我们前面讲过，同样是判定拉斯柯尔尼科夫有罪，现代法律跟天理的理由是不一样的。现代法律之所以禁止杀人，是因为如果人互相杀，日子就没法过了，根据的主要还是一种算学式的权衡。可我们看这个时候的波尔菲里，他完全是从绝对价值的角度来教诲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个变化当然不大自然，只是表现了作家给小说收尾时的一种倾向，他似乎是要把所有的灯光，都集中到“天理”上面。但这也是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作家的一个特点，他经常让不相干的人说出非常关键的话，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有时候却会说出非常精辟、甚至非常正面的话。

第六章里最重要的人物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一章里有四节都是描写他的。他又一次和拉斯柯尔尼科夫闲谈，他承认，他到彼德堡来就是为了寻欢作乐，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话说，就是来过“腐化生活”的。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不在这方面寻欢作乐，我也许会拿手枪自杀。”（548页）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他后来的举动。他设了一个圈套，想逼迫杜尼雅就范，但是，经过一场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忽然改变了想法，放杜尼雅逃走了。这以后，他像变了一个人，慷慨地料理好所有施舍救助的后事，就拿着那把从杜尼雅手里夺回来的手枪，在大街上自杀了。他实践了自己说的那个话，就好像腐化堕落、寻欢作乐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所在，一旦对这件事没有了激情，他就不想活了。此外，也在这一章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通过向杜尼雅解释他偷听到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雅的谈话，从他的角度，再一次分析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的行为和动机。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叙事的特点，他总是从各种角度重描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画一遍再画一遍，不断增加对象的深度和复杂性。

我刚才说了，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算得上是小说里仅次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人物，第二主角。在其他人物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各种映照当中，他的映照是最深刻的。他也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深陷于剧烈的内心冲突，正是这个冲突导致了他的自杀。他的心理冲突的具体内容，当然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完全不同，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他的内心冲突却又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有一种结构上的相似。这相似的意思是说，虽然表现得那么邪恶、无耻，构成他内心冲突的双方的，依然是生命欲望的激情和道德感这两种品质，而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剧烈冲突的不也正是这两样品质吗？所以，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起，以不同的方式，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差不多同样的强度，把那个时代的俄国人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困境，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大概也就因为这样，作家给他们安排的退场方式也很相似，先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与熟人一个一个告别，然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与亲朋一个一个地告别。读完《罪与罚》，我们当然会记住拉斯柯尔尼科夫，但我们也会记住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个因为丧失了对绝对价值的信仰而坠入邪恶深渊、却最终绝望而自杀的地主的形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

最后是尾声。这个部分写得也比较有意思。拉斯柯尔尼科夫去西伯利亚服刑了，愁眉苦脸，一蹶不振。这是作家高明的地方，他没有让他轻易地转变成新人。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注意：拉斯柯尔尼科夫逐渐对非政治犯的普通犯人产生了亲近感，“他们也多么爱生活，多么珍惜生活啊！”尽管政治犯蔑视他们，拉斯柯尔尼科夫却看得分明，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要比这些政治犯“聪明得多”。（632页）我们都还记得，在小说刚开始的时候，他是那么地高看自己，要做拿破仑，那么地轻视普通人、虱子和废料，可现在，他却在情感上不知不觉往普通人、甚至“废料”那里倾斜了。不过，作家还是很有分寸，他没有渲染那些人怎么接纳他，相反，他让那些人继续排斥他，骂他是不信上帝的“无神派”。和这样的冷静的把握相比，最后的结尾可以说是太天真了，令我立刻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但是，再说一遍，这也正是俄罗斯文学和那些伟大的俄国作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整整两小时，我和大家一起重温了一遍《罪与罚》的故事。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从各自的角度，强烈表现了十九世纪俄国人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当然是非常俄国式的痛苦和挣扎，但仔细想想，这样的痛苦和挣扎，恐怕也是现代人共同经历的，是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同样深切体验的。正是因为这一点，相比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容易被看作是欧美式的现代小说的开端。因为他抓住并深入刻画的，不但是十九世纪的俄国人的大事情，也是整个现代西方，甚至全世界人、包括我们中国人的大事情。

我是第三遍读这个小说了，尽管情节非常熟悉，读了还是有震动，有一种既熟悉、又异样的感觉。所有这些人物当中，唯一我觉得有点隔膜的，是索尼雅，特别是她那种又谦卑又高傲的牺牲和承担意识。刚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是很难过的，因为这暴露了我们的可怜，我们身上的积极正面的情感似乎不多了，我们更多的是痛苦、愤怒、悲哀、无奈…… 我们在心理上比较接近拉斯柯尔尼科夫，甚至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尽管无论是生命欲望还是道德感，我们都没有他们那么强烈。所以，我们有和他们相似的内心矛盾，但远不如他们那么疯狂，也就因为这样，读这部小说，你会不断地感觉到，它是以非常强烈的方式，放大了我们内心的许多东西。我们知道内心有这些东西，但因为各种原因，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正视它们，我们把它们塞进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希望它们呆着别动，不要来妨碍我们安享事实上是极为卑琐的生活。但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却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把这些东西翻出来了，而且描述得那么有力，你不可能不被触动。因此，读《罪与罚》，我是既好像重新浸入了感性的经验，又好像在精神上不知不觉往上升，是这样的一种奇特的阅读感受。

拉斯柯尔尼科夫让我们重新理解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这个困境不只是表现为城市里的孤独啊，人和人无法沟通啊，不只是这些，还有别的方面。以前的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有某种绝对的价值信念，你说这是愚昧也好、迷信也好，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信念，也习惯于服从这种信念的约束。可是，进入现代以后，这样的绝对的价值信念渐渐破坏，“算学”式的思维开始在内心以各种方式快速发展。“算学”不单把我们变成了理性——所谓“工具理性”——的人，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的感觉。这种最基本的感觉的改变，正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一个人处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状态里面，精神被“算学”控制住的时候，那种人和人之间的亲近感，对人的基本的信心，想跟别人靠拢的冲动，等等，都会不知不觉地消失。人的这些情感，是在漫长的历史当中，经由共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逐渐形成的，我把这看作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人的天性不只是“食”和“色”，也不只是有理性、会自我压抑，它还包括了在历史当中形成的人和人的亲近感，对“人”的远不是可以用“动物性”来解释的爱。可是，“算学”心理发达以后，首先就要在人中间区划出界限，我、你、他， 亲疏远近、利害程度，然后分门别类，区别对待…… 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那种把人分为几等几样的想法，是非常自然就会产生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嘴上说大家都是人，心里却早已区分得清清楚楚，人是不一样的，和我的关系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已经很难从心里真切地感觉到：大家都是人。这个人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的人，也不只是生理上有生命有心跳的人，而是一个文化的人，是人的文化、历史、共同生活的经验培育起来的一种深厚的感性对象。正因为有这个对象在，他的心不跳了还是个人，他昏迷了不会说话了还是个人，他堕落了犯罪了还是个人…… 索尼雅为什么那么苦，却依然有那样的承担感？为什么她跟着拉斯柯尔尼科夫远赴西伯利亚？就因为她没有在自己和别人之间划出不可逾越的界限，她甚至可以为她并不怎么尊敬、也不怎么喜爱的人而受苦。为什么？就因为她的灵魂深处，有对“人”的感情在。我们今天的人，显然没法理解索尼雅，我们觉得她脑子糊涂，我们说这个人物苍白，是理念的表现，没有血肉。什么是实在的血肉呢？就是只爱我爱的人，只对我喜欢的人好，当然，首先是只对给我好处的人好，其他的人，那就对不起了，跟我无关，我凭什么对你好？人的血肉真实到了这个地步，索尼雅大概只能绝望地痛哭了吧。

我刚才不断讲到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的天真和热诚。那些作家的脑子和眼光，是何等厉害，他们不但是伟大的作家，也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尼采那么一个狂人，也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要比洞察人的阴暗面，感受人生的苦难，谁能及得上他们？在他们面前，我们没有人好意思说自己看透了人生的无趣，看透了人的卑劣吧。可是，就是这些人，身上依然有那样天真的热诚，那样不可磨灭的对人的亲近、关切、信任和期望。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些精神品质，就是来自于刚才所说的那种“人”对“人”的深厚的感觉，那种在历史上形成的、光用现代的生活没办法解释、似乎也不能完全压抑住的人的天性。没有这种感觉和天性，就不但不会有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对于理想的人的期盼、对于人能变得更好的信心，也不会有把人的精神困境看成大问题，来持续地刻画、追问的文学，不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2007年12月 上海

* 本文根据2007年12月8日作者在上海的文化研究硕士联合课程上的讲课记录修改而成。记录者为李阳，谨此致谢。本文所引的《罪与罚》的文字及其页码，均出自岳麟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7月版。

重访历史学（History Revisited）zz

翻译：重访历史学（History Revisited）
基思·托马斯2007-06-25 11:46:59
作者：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　　
翻译：朱晶进　　
来源：《泰晤士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006年10月11日。

　　1966年，《泰晤士文学副刊》用了三期杂志专门讨论“历史学中的新方法”（New Ways in History）这个话题。中世纪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gh）做了来稿的总结。曾从中世纪转向当代史的巴勒克拉夫认为：最近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使那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变得无关紧要了，而他自己正是由这种传统培养起来的。编者邀请了数位特定的学者，是希望他们可以采取一种较有远见的视角；最后这些被邀稿的作者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M. I. 芬利（M. I. Finley）就其中一位古典学家，他觉得他的同行处于一种思想封闭状态：他们忽略了当代的社会学，也不关注“人类的中心问题”。 在1963年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批评“已经建立起来的那个宪政性的和议会性的事件的历史研究传统”，因为他自己代表着下层历史的研究者。总结性文章由一名匿名作者写作（实际上就是巴勒克拉夫他自己），他说，历史学家应该让和社会科学家站成一排，并处理那些“普通人民想要答案”的问题。他还不客气地补充说道，以赛亚·柏林（Sir Isaiah Berlin）的“因为‘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所以应该拒斥‘社会历史’”的观点不正确；他还说，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早已经把以赛亚·柏林抛在了脑后。
　　放在第一篇的文章甚至更为气势汹汹。该文指出，20世纪的前50年是“很多历史学家暂时迷失方向的时代”；“对于学术性的历史而言，因为它必须要求一种学术上的严格，所以反而几乎没有能力解释人类社会的工作方式，也没有能力解释人类事物中的周期性变化。”该文建议道，治疗之法不是“挖去经验主义的旧传统”，而是要建立一个与社会科学更为紧密的联系，特别是要接近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其目的在于，发展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词汇表，并引入统计学技术。文章说，未来是计算机的时代，计算机将取代上一代那些权威历史学家穿着的“肥靴子”（stout boots）；而在美国，计量经济新史学已“呈秋风扫落叶之势”。
　　40年后，上述傲慢字词所刻的伤疤仍然隐隐作痛。先是以赛亚·柏林公开说明，笔者本人并非那篇总结性文章的匿名作者。其次，不知此事是幸抑或不幸：笔者邀请到一位传统经验主义领域内的杰出“挖掘者”——G. R. 艾尔顿（G. R. Elton）。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周，笔者即邀请艾尔顿到牛津大学的某学院一同用餐；餐后，客人就回到剑桥去写那本《历史学实践》了（The Practice of History，1967年）。这是对所有史学新方法的有力反驳，而且，他还特别批评了笔者。笔者后来在那文章所附之“历史学家索引”中发现，托马斯（作者的名字是基思·托马斯）这个名字居然忝列在塔西佗（Taci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之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淡淡的慰藉。
　　1966年那充满自信的治疗方案，现在看来又如何？有些方案，很明显已经偏离目标。计量经济史并未横扫一切；相反，其中恼人的公式与文风，难道不应为很少人对计量经济史感兴趣负责吗？经济史家本应热心于此。社会史，不仅没有居于众星拱月之地位，而且源自其内部的新文化史已经后来者居上。当然，我们确实有了更多的学术合作与学术组织，但是那种“个人主义、女主唱（prima donna）式传统”（1966年的批评者曾痛骂之）却发展出了当今这一“明星时代”；我们的学术明星，如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又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另一方面，计算机的进步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1966年谁会猜到，历史学家如今会在线预订图书馆书目呢？谁会猜到，今天的史学家会在档案馆使用笔记本电脑，能在数据库中浏览、搜索，还高度依赖于此类数字辅助工具呢？〔如“在线英格兰早期图书”（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和“在线十八世纪文集”（Eighteenth Century-Collections Online，ECCO）〕　　定量分析确有不少成就，例如关于人类身高和体重长期变化的计量人类学研究，又如重建不列颠早期人口史（有人口普查之前）的工作〔由“人口和社会结构史”（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剑桥小组负责〕。威廉·圣克莱尔（William St Clair）于《浪漫主义时期的阅读民族》（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2004年）中表明：计量方法对文化史的贡献与经济学方法等量齐观。尽管如此，但很明显并非所有历史都必须可以计量方式理解，而且，数字意义的精确性往往似是而非。不少当代史学作品带来的巨大影响并非定量分析，而是定性分析。那些身着白大褂的历史学家，本想为往昔加上确定性，可这种梦想现在看来却成了60年代的另一错觉。在这个乐观主义年代，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曾希望技术取得“白热化”之进展。　　历史学没有变成社会科学，而是更接近于一门交叉学科。罗德里克·弗拉德（Roderick Floud）和帕特·塞恩（Pat Thane）最近说道：“如今，历史学和社会学哪有什么合作关系？可40年前，它俩还很有希望合作”。不能排除的是，在社会学家坚持非历史学性同时，不少历史学家仍然坚持社会学取向。举例而言，罗斯·麦克基宾（Ross McKibbin）在《1918－1951年英格兰的阶级与文化》（Classes and Cultures: England 1918-1951，1998年）中引用了当时英国几乎所有著名社会学家——从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和J. H. 高德索普（J. H. Goldthorpe），到A. H. 哈尔西（A. H. Halsey）和W. G. 朗西曼（W. G. Runciman）。　　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如今已被接受为一种日常工具，以研究宗教史、血缘史、仪式史和礼物交换史。史学家比以往更容易赞成“往昔也有他性（otherness）”这一观点，而且，许多历史学家将其主题视为人种学之回顾。1966年也没有人能猜到，如今巫术史已成为本科课程的主要话题。社会人类学影响历史学十分明显，“本地人观点”（the native point of view）也成为先入之见。过去，人们企图从研究对象外部分类和安排人类经验，打个比方：如果历史参与者是蝴蝶，那研究者就是昆虫学家。现在，我们需要更有想像力，因为我们要重建那些事物在“当时”的展现方式。这是一种自“非位”（etic）到“位”（emic）的转换（如语言学家所言），它更多地关注事件对于当事人的意义，它也更尊重古人之所想与所感。而在50年代，以个人兴趣为由歪曲观念极为稀松平常。如今，甚至最保守的历史学家都会试图重建属于历史参与者自己的词汇表、分类法与主观经验，而不是以现代视角观照古人所为（时代倒置）。
　　马克思主义之失宠增强了上述趋势，即不再将观念与思想仅仅作为“上层建筑”来考察。而且，R. G. 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哲学也有所复兴；他将历史视为经验之重演。社会历史学家尝试重建半文盲群体的价值观。人们还尝试以历史学方法研究政治思想；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是这方面的佼佼者，除他们而外，我们也不可忘记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伊安·麦克莱恩（Ian Maclean）和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 Malcolm）等学者。
　　40年来，历史学家已经从其它学科中学到不少东西。地理学家教他们研究自然环境和绘制人类定居模式图。考古学家教他们考察文字资源之外如人工制品、建筑遗迹和地表状况之类的自然遗存。艺术史家则已从传统精英艺术领域（high art）转向研究视觉文化，他们比40年前对历史学的视觉维度更为敏锐。40年前，历史学严肃著作中若带有插图则非常奇怪；而如今我们则希望带有彩色插图的史书。文学研究者则让历史学家意识到，戏剧、诗歌和小说（如果要引用将会很敏感）与国家文件和案卷（pipe rolls）同等重要。
　　1966年，人们希望加强理论，如今我们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要求。在20世纪晚期许多历史编纂学专著，都受到了下列学者的“延时影响”：马尔萨斯（Malthus）、马克思（Marx）、涂尔干（Durkheim）、韦伯（Weber）、凯恩斯（Keynes）、弗洛伊德（Freud）、柯林伍德（Collingwood）、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J. L. 奥斯丁（J. L. Austin）、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巴赫金（Bakhtin）、埃里亚斯（Elias）、格尔兹（Geertz）、库恩（Kuhn）、福柯（Foucault）、哈贝马斯（Habermas）、布尔迪厄（Bourdieu）、本尼狄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等。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或人类学等理论，会自然而然地影响下一代的历史学写作，即使史书作者从来没有认真读过上述理论家的概念与词汇。历史学家更为自觉地借鉴理论，这应是40年来的最大变化。在今天任何一部史学专著中没有提及下列概念将不可思议：“话语”（discourse）、“深描”（thick description）、“范式”（paradigms）、“拼装”（bricolage）、“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文明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或“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而上述术语在1966年没有任何特别含义。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给其前辈最多的批评往往是“缺乏理论性”（under-theorized），而这种指责曾经没法让人明白。
　　在1966年，没人预见到来自各式语言学与文学理论（被称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其倡导者使整个80年代颇为混乱。当代怀疑论似乎正在否定获取关于过去的知识之可能性，但后来，人们默默排斥了这种虚无主义学说。而对于历史学家成为常识的则是，他们必须批判地处理史料，他们也完全清楚史料并非完全反映客观的镜子。他们同样知道，他们的分类法，他们的历史分期，只是一种解释工具，而非历史的本质特征。许多所谓的“事实”并非不可以被质疑，并且就不同观察者而言，事件看起来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坚信，过去确确实实发生了那些事，而且他们有能力发现那些到底是什么事。这是一种精确方法论的自觉。C. J. 威肯姆（C. J. Wickham）在获奖的《构建中世纪》（Framing the Middle Ages，2005年）一书便展示了这种自觉：每一个术语都被小心定义，第一人称单数被频繁使用——这是消除高高在上那种语气的有效方法；而书名也表明，该书要记录一个不断持续的“构建”过程。
　　与美国同行相比，英国历史学家在区分事实和虚构、意识到认识论之不确定性时，受主流思潮影响较小。但“语言学转向”已经使他们对修辞学习惯与意识形态之预设更为敏感，因为修辞学和意识形态论著和文献的组成要素。突然增多的史学史研究，也让他们对从小团体利益的、存在党派偏见的多种往昔时刻保持警惕。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如下相关著作：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特伦斯·兰格（Terence Ranger）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1983年），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的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1984－1992年）。
　　许多历史学家现在相信（也许很勉强）“过去发生了什么”与“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同等重要。这有助于解释“硬”经济史之衰落；我们也可以因此而明白，一度是对预设客观群体（比如家庭、社区和阶级）的独立研究，即社会史，为什么自80年代就慢慢变异成了文化史。所谓文化史，是一种对历史参与者的精神预设与语言实践的描述。剑桥第一位“文化史教授”（Professor of Cultural History）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用编年方法清楚地展现了上述转变；而这种转变也由斯图亚特·克拉克（Stuart Clark）对一个不再存在的思想系统的谨慎研究所加强——参见其《与魔鬼一同思考》（Thinking with Demons，1997）。
　　所有意识之转变，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今许多历史学家不情愿用宏大叙事来展示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虽然今天有“电视历史学家”（television historians）在不懈努力，但他们的写作方法，并不被技术之胜利与意识形态不信任，而宏大叙事恰恰通常是由后者所鼓励的。历史学家不信任宏大叙事，还由于他们认为历史过于复杂，以至于不可能以单独的、选择性的方法详细描述无限多（如果按正常考察的话）的观点。除了J. H. 艾略特（J. H. Elliott）新近出版的《大西洋世界的帝国》（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s，该著作是跨度超过300年的不列颠帝国与西班牙帝国的比较历史），几乎没有人能达到权威而客观的宏大叙事。因此，学者们必须向微观史借鉴，从一粒沙的角度（对小社区、个体实践甚至个体的强化研究）来观察世界，正如伊曼纽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Montaillou，1975年）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ton）的《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1984年）所示。
　　1966年论者的最大胜利是，历史学话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的范围。60年代初，历史学仍然意味着政治史、宪政史、战争史和外交史，经济史只是和上述主导话题有微弱联系，而且通常都不算是历史学。（我研究1961年的“牛津历史学派”时，一位合作研究者苏瑟兰〔Dame Lucy Sutherland〕写了一份几乎只有政治要素的英国史论文。我当时说，这文章一点都没有提到工业革命。但她却回答说：“工业革命要下一年才开始”。）如今，尽管政治史还在，但是必须扩充其关注范围，如须涉及政治文化，或者研究较小的政治单位（比如工场或家庭），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学界认可。军事史和舰船史格外有活力，实际上它们很大程度依赖于对描述战役和战争，这并不需要多少思考和想象。如今，人类经验的每一面都有相关历史学家在作研究，从儿童到老人，从着装到餐桌礼仪，从嗅觉到笑声，从体育到消费，从铁丝网到手淫等等，都是其研究对象　　那么，今天我们又从何处寻找“历史学新方法”呢？答案并不统一，因为历史学已经如此拥挤，内部变化又如此之大，方法也极其多样。我们不能确定何为中心何为边缘，也几乎没有参与一个“共同智识事业”的意识，因为历史学职业太庞大了，每一年，仅在英国史和爱尔兰史方面就大约有一万人在发表论著或论文。斯达汉诺夫的（Stakhanovite）的风气在研究型大学中颇为兴盛，从而造就了一股出版洪流，于是，我们也许很难扩大自己的研究对象所涉的范围了。写作严肃历史在今天是一项比60年代困难得多的艰苦工作，而在那个年代，未开发领域如此之多，天才作者〔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m）或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完全可以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上大胆地发表概述性文章。如今，专门知识积累不如过去那么容易，所以要有创新，就必须付出数倍的努力。
　　如果上述史学进步的经验有任何指导意义，那么我们可以将未来发展归结为两个源头：第一是关于人类本质及其行为的新理论，而交叉学科是其发展媒介；第二，当代事件的推动。虽然前一源头很难预测，但后一源头就在我们身边。50年代之前，学术性历史都在一个19世纪发明的概念——民族国家框架中写作。但是随着世界风云变换，历史学视角也在转移。英帝国终结加之亚洲、加勒比地区移民日益增多，就在英国学界形成了“后殖民”视角。现在我们较少关注殖民地总督和将军，而把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受帝国终结影响的人，即奴隶、罪犯、土著人和贫困白人。北爱尔兰的动荡，苏格兰、威尔士的权力移交，都使不列颠历史学家少了些“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c）。曾经的“英格兰史”课程被贴上了“不列颠”标签；并且“英格兰内战”已经变成“三国之战”。国家认同与“英格兰性”都已经成为历史学的中心议题。
　　欧盟形成则刺激了人们写作整个欧洲大陆的、超国界的历史。但是，政治和经济力量现在属于美国和远东，于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史学家都变得少了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美国自由起源与《大宪章》的信念曾使英国史在美国大学课程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而如今，英帝国地位不再重要，美国人口也不再仅有两色，英国史由此受到来自拉丁美洲史、中国史、日本史和中东史的有力挑战。它之所以现在仍然在那里，只是因为其中帝国维度的可研究性。同时，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历史，众所周知地成了最新时尚，而且看上去它还要继续流行一段时间。
　　虽然历史学开始倾向于更强的专业性，但其它当代现实仍然鼓励人们研究较大的单位；这就是地中海史、大西洋史和太平洋史流行的原因。不过，这些单位还是偏狭小了点，因为经济和联络越来越全球化，最真实的历史也快要等同于整个地球的历史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新杂志《全球史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背后就有上述原则有力支撑；C. A. 贝利（C. A.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Modern World，2004年）则强化了全球史观，这是一部真正的19世纪全球史。毫无疑问，世界各个文化的关系将会成为下一代历史学家的主要思考方向。
　　当代历史发展不仅改换了地理视域，也拓宽了曾被忽略的层面。历史话题拓宽的某些原因很偶然，比如因卫康·特拉斯特（Wellcome Trust）的慷慨资助，药物史从退休医生的嗜好提高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学科内部的运动也有作用，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即在《年鉴》上竭力提倡历史学需要覆盖得更为广泛。但是，最具决定性的原因却是当代思想界所关注的那些问题。
　　如美国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使人们开始关注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而在英国，历史学职业的民主化，新大学的建立，以及左派的影响，都有助于研究兴趣从内阁和法院转向普通人的经历，这也是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的主要关注点。
　　而最为最重要也是对所有历史学家变得更有强制力的，则是他们必须思考所涉及话题的性别层面，而且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这和智识上的失败没什么两样。我曾经在1957年于牛津大学讲授过一个关于从宗教改革到一战的英格兰的性问题的课程，当时人们大多数都觉得有点迷惑，也有点有趣。1966年的那次讨论中，没人提到女性历史。直到70年代，女性主义才开始让学者重新评估历史应如何书写这一基础性问题。更晚近一些，又有同性恋者开始主张社会认同和法律认同，于是，关于男性友谊与女性友谊的历史在本科课程中也正取得中心地位，而且这一课程与我那个时代斯塔布斯（Stubbs）的宪政研究同等重要。
　　几乎所有的当代流行史学话题，在本质上都和一种非学术预设有关。而无数关于记忆和忘却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与战时大屠杀有关；环境史的热情源自对全球变暖和自然资源危机的担心；重新思考英帝国则与美国的海外政策紧密相关；对身体史的兴趣则由艾滋病促动，它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世俗和享乐时代（包含健康体魄与满足本能的预设）的思考。类似地，消费品的历史、情感研究、个人认同和“自我”的出现，都可以那么解释。历史学总是含有历史作者的希望与恐惧，而历史学的未来角色则取决于这些希望和恐惧会如何变化。

网

上午读完了林志宏的大作《王道乐土》，难道遗民们就那么害怕赤潮么？可是共党首先攻打的“土豪劣绅”还不就是这些白胡子老头（满洲国的中国首脑大多数年过古稀，堪称世界最老龄化的政权之一），叶德辉惨死想是着实把他们吓得要命……结果居然要跑到关外去建设“王道乐土”，那个时候的红网就是如此强大吗？

不免联想到前几天无聊当成人类学著作来读的《西印度毁灭述略》。说起来难以置信，基督徒们犯下滔天罪行，那最“驯顺善良”的未被屠杀的印第安人居然还会像迎接天神般去迎接凶手，就算美洲没有马，新闻散播的速度也不能这么慢吧……然后整个村子的印第安人就像蚂蚁般被踩死，偶尔有幸存者逃到山里，西班牙人一搜山就找到了，按理说殖民者人数很少，可是织成的网却大得惊人！

比起印第安人，“世界”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拓展了很多，我们不会认为恶魔是天外飞仙了。幸运的是，恐怖主义尽管存在，却不充斥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不致于落到无处可逃的境地。可是60年前共党终于织成大网，陈寅恪不也因“无处可逃”而陷于大陆吗。既然落网再想破网飞飏而去，真是很困难啊。

今天才知道

原来康乐先生已经在2007年10月26日去世了，唉。

因为今天才读到台湾《新史学》上的悼念文章，可见我与学界隔膜之厚……

康乐先生早年入台大历史系师从蓝文征先生，后赴美侍于余英时先生身旁，当了陈寅恪和钱穆两位巨子的徒孙，实在令人羡慕。

实际上我对康乐先生了解很少，只是读过的马克斯·韦伯著作多为其译笔，故不免有感激之情，今先生未到花甲而去，我们在伤感之余，实在应该好好锻炼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