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市口书展成果

昨天买了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上海译文1981年版，除了扉页有文学女青年题名外全新，20块钱，价格偏高。
王夫之《黄书·噩梦》，中华书局1956年版，1959年印，自然旧，20块钱，也不便宜，
总之昨天处于亏本状态。
今天上午赶过去买了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1946年版，史语所专刊第22号，160，孔夫子上没有该版本定价，可参照的是其姊妹篇《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1947年版，索价1000，所以这本仅119页的九成新自然旧书令人很满意。
黄宗羲《南雷文定》，万有文库本1936年版，四册100元，除上部累年积尘发黑外没什么缺点，比较划算。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我这个人的一个毛病在于喜欢和对方论调反着来，尽管有时意图本为诱使对方将论点说的更激烈，这样我听着就更过瘾（比方说，我会说纽约尼克斯的马布里是篮球界最伟大最NB最无私的天皇巨星，实际是想让对方说他是最脑残的SB，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别落入陷阱，虽然掉下来也没啥坏处），以前对克罗齐、柯林伍德等人，我知道他们是大师，不过毕竟没有从头到尾把他们的书看完，前言和简介倒是都读了，所以心中时常怀有叛逆不忿之意，以至于当南宫公说柯林伍德是多么多么厉害，我则按他说的逐一反驳，几乎都以无稽之谈为论据，然而南宫公对此也是只闻其名，我们在以前算是馒头对绵糖，越碰越舒服……

闲话少说，其实柯林伍德确实是很牛的一个人，否则不会直到现在还有一大群人在争论他提出的问题，遗憾的是许多写历史的学者要么对其不理不睬，要么就走过头，总之历史哲学的问题同时是历史实际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很多人喜欢谈论柯林伍德，但具体研究时就要让柯林伍德走的远远的……不过有实践理论的能力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么，大多数人在做事情之前还是有很大盲目性的，这也是柯林伍德说过的，当然不止他说过。这里选一段比较简单的，同时也比较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看以往或许有些望而生畏的书籍散发出多么迷人的色彩。同时表达对翻译者何兆武先生的感激之情，括号中的数字是商务版的页码。

第一编 第九节 李维与塔西佗

随着波里比乌斯历史思想的希腊化，传统就转移到了罗马手中。它在罗马所得到的唯一有独创性的发展来自李维，李维拟定了一部从开头以来的完‍整的罗马历史的宏伟构思。波里比乌斯著作(72)的大部分是按照公元前5世纪的方法，与他在西庇阿圈子里的朋友们合作写成的，这些人在建立新的罗马世界这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只是波里比乌斯叙述的序论部分，不得不用剪刀加浆糊的方法而有赖于早期权威们的著作。到了李维那里，重心已经变了。用剪刀加浆糊所构成的，不仅仅是序论，而且是他著作的全体。李维‍的全部任务就是搜集早期罗马历史的传说纪录并把它们熔成为一篇单一的连贯的叙述，即罗马史。这是第一次所曾进行过的这类工作。罗马人严肃地相信他们自己对其他一切民族的优越性以及他们垄断着配得上称作唯一的德行，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唯一值得叙述的；因此像李维所叙述的罗马史，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就不是许多种可能的特殊历史中的一种，而就是普遍的历史，就是唯一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即普世的历史，因为罗马这时就像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已经就是全世界了。

李维是一位哲学的历史学家；他的哲学性无疑地不如波里比乌斯，但是远远超过了任何后代的罗马历史学家。因此他的序论值得极其细致地加以研究。我将简单地评论其中的几点。第一，他把他著作的科学主张的调子定得很低。他不要求有什么独创的研究或独创的方法。他进行写作，就仿佛他从一群历史学家之中脱颖而出的机缘主要地是靠了他的文采；而他的文采，正像所有他的读者都会同意的，确实是很突出的。我不需要引证像昆体良[1]那样有资(73)格的批评家的称赞了。第二，他强调他的道德目的。他说他的读者无疑宁愿听说有关最近过去的事，但是他要求他们去读遥远的过去；因为他希望在他们面前高举早期的道德典范，那时‍候罗马社会是纯朴的和清廉的，并且希望向他们证明罗马伟大的基础是怎样建立在这种原始道德之上的。第三，他很清楚历史学是人文主义的。他说，认为我们起源于神明可以阿谀我们的自高自大；但历史学家的事业不是要阿谀他的读者的自高自大，而是要描绘出人类的行为和风尚。

李维对他的权威们的态度有时被人误传了。像希罗多德一样，他常常被指责是极其粗率的轻信；但也像希罗多德一样，是错误地被指责的。他竭力采取批判态度；但是为每一个近代历史学家所运用的那种方法论上的批判当时还没有创立。这里只有一大堆传说；他对它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要尽可能地决定它们是否可靠。他的面前有三条路：重复它们，承认它们实质上的准确性；拒绝它们；重复它们，但谨慎地不肯定它们的真实性。这样，李维在他的历史的开头就说，关于罗马建立以前的种种事件的传说，或者不如说关于直接导致罗马建立的种种事件的传说，勿宁说是寓言而不是可靠的传说，它们既不能加以肯定也不能加以批判。所以他谨慎地重复它们，仅只是说它们通过神的力量和人的力量的混合表明了一种要美化这个城市的起源的倾向；但是只要他一谈到罗马的建立，他总是大量接受像所发现的传说。这里还只有历史批评方面的非常粗糙的尝试。这位历史学家提出了大量的传说资料并接受了它们(74)全部的表面价值；他没有试图发现这种传说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并且通过什么样的歪曲媒介而传给了他；所以他就不可能重新解释一种传说，也就是说，不可能把它解释为意味着某种与它所明白表示的不同的东西。他只能是相信它或者抛弃它，而且大体上，李维的倾向是接受它并且诚心诚意地在重复它。

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进步思想的时代。它简直没有做出什么来推进希腊人所已经开辟的各条道路上的知识。它曾有一个时期维持了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但没有发展它们；只是在新柏拉图主义里它显示了某种哲学的独创性。在自然科学方面，它没有做出任何东西超过希腊化时代的成就。甚至在应用自然科学方面，它也是极端贫弱的。它采用了希腊化的筑城术、希腊化的火炮和部分是希腊化的、部分是凯尔特族的艺术和技术。在历史学方面，它的兴趣虽然保存着，但是没有生气。没有一个人再继续李维的事业并试图把它做得更好。在李维之后，历史学家们不是模仿他，就是退缩下来把自己限于叙述最近的过去。就方法论而言，塔西佗已经代表衰落了。

作为一个历史文献的贡献者，塔西佗是一个巨人；但是应该容许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仿效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的狭隘观点而不汲取他们的优点。他被罗马事件的历史迷住了，却忽略了帝国，或者只是通过足不出户的罗马人的眼光的折射来观察帝国；而他关于这些纯粹罗马事物的观点也是极端狭隘的。他公然偏袒元老院的反对派；他把对和平政府的轻蔑和对征服与军事荣誉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崇拜又被他对战争现实的惊人无知所蒙蔽。所有这些缺点都使得他出奇地不适宜作一个帝政早期(75)的历史学家，但它们在根本上只不过是一种更严重和更普遍的缺点的征候。塔西佗的真正错处是他从来也没有思索过他的事业的基本问题。他对历史的哲学规划，态度是轻率的，而他之接受那种流行的、有关历史学的目的的实用观点，与其说是一个严肃学者的精神．倒不如说是一个修辞学家的精神。

他标榜的写作目的是要为后代揭橥可憎恨的或可赞美的政治上的罪恶和美德的典范事例，哪怕是通过他唯恐由于其千篇一律的恐怖而会使得他的读者们感到厌倦的那种叙述来教导他的读者们：好的公民们可以在坏的统治者之下生活；不仅仅是命运或偶然事故的篇章，而是个人的品格和心性，庄严的节制和持重，——是这些东西在危险的时刻最能够保卫一个有地位的元老不受人伤害；在危险之中不仅是挑战者的一方，而且几乎往往还有阿谀奉承旨的另一方，在事件的过程中乃至在君主可能的心血来潮时，都可以被击破[2]。

这种态度导致塔西佗系统地歪曲了历史，把它描述成本质上是被夸大了的好人与被夸大了的坏人之间的冲突。历史是不可能科学地被写出来的，除非是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能够重演他正在描述其行为的那些人的经验。塔西佗从来没有试图做这件工作；他的人物不是从内部以理解和同情来加以观察的，而是从外部仅仅作为是善或恶的表象。我们很难在读他对阿古利科拉或图密善的描写时，而不回想起苏格拉底对格劳孔所想象的十足好人(76)和十足坏人的形象的嘲笑：“听我说，格劳孔，你是多么精力过人地把他们装饰成雕像那样去参加竞赛奖的！”

塔西佗由于刻绘人物而为人赞扬；但他刻绘人物所依据的原则却是根本有害的并使得他的人物刻绘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无疑地，他在他当时的斯多噶派和伊辟鸠鲁派的哲学中找到了它的根据，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了：从好人不能征服或控制一个邪恶的世界这一假设出发，这些失败主义的哲学就教导他如何保全自己不受它那邪恶的玷污。个人的性格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这种虚假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是要证明塔西佗的方法是正当的；这种方法展示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仅仅是出自他本身的个人性格，而不承认一个人的行动可能部分地被他的环境和仅只部分地被他的性格所决定的那种方式，也不承认性格本身可能由于环境使一个人屈服的种种势力塑造出来的那种方式。事实上，正如苏格拉底所反驳格劳孔的，个人性格孤立于环境之外而加以考察，就是一种抽象而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事物了。一个人的所做所为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决于他是哪一种人。没有一个人能反抗他环境的各种力量。不是他征服世界，就是世界将征服他。

于是，李维和塔西佗就并肩而立，成为了罗马历史思想荒原上的两大纪念碑。李维尝试一种确实伟大的事业，但是在这上面他失败了，因为他的方法太简单了而不能应付其材料的复杂性；而他关于罗马古代史的故事又过分渗透着寓言的成分而不能列入历史思想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中。塔西佗曾尝试一种新的探索，即心理说教(77)式（psychological-didactic）的探索；但这并不是历史方法的一种丰富而实际上是一种贫困，并且标志着历史诚实性标准的衰落。后来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克服难倒了李维和塔西佗的那些障碍，甚至于从没有能匹敌他们的成就。随着帝国在继续下去，历史学家们开始越来越使自己满足于可怜无补的编辑工作，以一种毫无批判的精神来积累他们从早期的著作中所找到的材料并且毫无目的地加以排比，充其量也不过是着眼于启发或是其它某种宣传而已。

[1] Quintilian，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
[2] 傅尔诺，《塔西佗编年史，卷I-IV》为学校编用，牛津版1886，第3-4页。

“市长信箱”里的收获

克罗齐说：“一切活历史都是当代史”；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之所以抬出两位前辈，纯属扯虎皮拉大旗的行为，请读者不用担心。本想查一下我的家乡2007年度的经济发展情况，到了市政府网站，去年的统计还没出来，然后顺便到“市长信箱”看了一遭，记得以前看的时候总觉得它和P大“校长信箱”一样，基本是聋子的耳朵，今天一看，比以前进步好多，而且人民的投诉信多有意思，语言新鲜得掉渣，文风大胆写实，和社会史研究使用的材料都是一脉相承，其实把他们大量搜集起来，也足以写不少牛文章了。当然我本人基本是法盲，对此抱有猎奇心理，望读者中的法学专家们见笑。另外提醒读者，如果会说河南方言，读起来应会感到更通畅些。

先看一例：

尊敬市长先生；我是一普通村民我要向你反应一个恶劣的事件，就是我们村民栽在马家河南岸树木被我们大队私自转让给了别人【注；这些树都是我们农民自己栽的】我们不同意他们就强迫我们更有甚者晚上他们偷着就给我们刨了我们农民栽树是响应 政府号召保护马家河岸堤栽的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说就给我们刨了。换让我们农民过日子不，我们好多农民都说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不。

回复是关于此事的调查结果，最后决定对村委会罚款8000元并要求补种5倍树木，之前已经向村民赔偿了树钱，应该说解决的还比较合理。

再看篇长的（人物姓名为化名）：

市长您好;我叫彭太勇是华龙区.岳村乡湖夹寨村人.是村党支部记,我们村是被濮阳市政府弟一批选出的106个小康村之一,我是1994年被岳村乡政府提名,经本村全体党全村群众选举当了村长,当时还选举了李太合任村党支部书记,自从我们村两委班子建全,支部村委全体班子人员很团结.对乡政府按排的各项工作都能够顺利完成,各项工作在全乡29个村从来没落后过.对我们村进行了旧村改造丶建设成新村,村中衔道进行修成怕油路.三条东西大衔.两条南北大衔.总长3800多米丶,以前村里的各项工作就不多说了.说一下也说不完,1999年老支书李太合年纪大了叫我接了支部书记丶乡党委政府任名老支书为村党支部顾问,以直到2005年3月.在这期间年年被市.区.乡.评为五好党支部,先进集体丶先进小康村.和五个人.自从2005年3月村委换届,本来有村民自主选举村主任,可是当时全乡各村换届都很乱.乡政府当时也掌不了,我村和别一村样丶,我村于胜元是1994年以前的村支书.他当支书期间,村里的工作没人管.不听乡政府的.村里是很乱,1994年乡党委政府把他拿掉了.2005年3月份村委换届.他想进一些办法拉龙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地皮流亡.进行不合法的做法.花钱买票,气势很凶.可是当时的具面乡政府也管不了了,他花了一万多元钱丶最后他当上了村委主任,当了村委主任就应该好好工作.可他整天不工作.三年了什么事情也没办成.在这期间我找他多次连开会都不参加.岳村乡.张见昆书记.张楚方乡长找他多次进行说和可他就不参加,书记丶乡长说他参加不参加.支部要带领两委班子把各项作做好,可是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今年5月18日,阴历4月初2是我村老古会.当天我去乡里开会,12点半散会和乡里几个人回到村里,去了会计家吃饭.饭没吃完我就走了,因为我村两家村民有事丶叫我去解决.我从会计家奇我的摩托回了家,把摩托各家后.我去了彭仙林家解决事了丶说完事有十分钟时间,我就从彭仙林家出来了,他家出门就是大街.可是迎面走过来了五丶六个本村的地皮.他们是在于胜元家吃过饭出来的,他在西头住.我在东头他们是有目的,首先和彭红兵答话丶我说去那里.红兵就说你管的不刁少,上去就打我.谁知我身后又有人藏了我一砖,当时把我打孟了丶头部出血了也不知觉了.具.围观人说有十几分钟.我站了起来.才知道是李万怀用砖藏的,当时我去追他们两个丶可是他还有四个名叫滑江林.于道安.王建国.王世朝.他们四个拉住我.叫李万怀.彭红兵打我最后把我的右眼眶内侧璧骨折.右眼部挫裂伤并眶壁骨折,经法医定为轻伤,岳村派出所知道了一后,进行了网上追逃.以上公安网他们就不管了,我住院期间家人去了几十次没人管,光说他派出所去他家找他了,不在家咋办,我们派出所也没办法,派出所没办法鬼才信呢.按说他们是困火作案.都有关糸,派出所张宾伟管案件的.张宾伟和我村地皮滑江林整天混在一起.滑江林有个小车张宾伟整天开着完,不务正业.乡党委政府对这个事很重事,也给派出所过多次没有效果,9月23日夜里我发现了他们两个在那里住,我给直班人员打了电话,说明次事他们说派出所人少去不了丶所的都回家了丶以后你发现了在说,当时气的我就不用说了.我也去华龙区分局找了田主任说了此事,田主任是分管岳村派出所的.张宾伟说你找田主任也白答,事还是我管.我一听话里有话.当时我没办法了,我又去找了岳村乡党委书记,与张书记合记.我说如果这样下去.我就去市.区人大.到市政府去.张书记做了我的思想工作.在等等给派出所说说.还没等说派出所来了个大换班,新来的咱更不认识.那我还是给所长.指导员.副所长,见了面说了此事.他们表示管这个案,也很积极.我光怕一\雷声大雨点小,怕他们和以前那班一样.今天我打开了电脑看见了市长信箱,我报着试试看心理给市长大人,诉说了事情发生过程和被打的事实,请阮金泉副市长给管一下为盼.以上我所说的是真实情况,如果不实我愿服法律责任,

其他这样的信件还有很多，当然也有大批市民或者党员写的，文风就很四平八稳，其实农村党员还是有特征的，就像前阵子在家看的安东尼奥尼《中国》里的生产队会议一样，虽然同样要先研究毛泽东思想，毕竟还是和农民生活相关。从这些来自民间没有任何修改痕迹的文字中，不是很容易窥察到该地该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大众思想状态吗。就像傅衣凌的地契一样，或许今后这类状纸（很典型）也会成为社会史的珍贵材料。（实际上还是和最前面提到的两位前辈相关，新文化史不还是要追溯到布克哈特、柯林伍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