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历史学（History Revisited）zz

翻译：重访历史学（History Revisited）
基思·托马斯2007-06-25 11:46:59
作者：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　　
翻译：朱晶进　　
来源：《泰晤士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2006年10月11日。

　　1966年，《泰晤士文学副刊》用了三期杂志专门讨论“历史学中的新方法”（New Ways in History）这个话题。中世纪史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gh）做了来稿的总结。曾从中世纪转向当代史的巴勒克拉夫认为：最近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使那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变得无关紧要了，而他自己正是由这种传统培养起来的。编者邀请了数位特定的学者，是希望他们可以采取一种较有远见的视角；最后这些被邀稿的作者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M. I. 芬利（M. I. Finley）就其中一位古典学家，他觉得他的同行处于一种思想封闭状态：他们忽略了当代的社会学，也不关注“人类的中心问题”。 在1963年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批评“已经建立起来的那个宪政性的和议会性的事件的历史研究传统”，因为他自己代表着下层历史的研究者。总结性文章由一名匿名作者写作（实际上就是巴勒克拉夫他自己），他说，历史学家应该让和社会科学家站成一排，并处理那些“普通人民想要答案”的问题。他还不客气地补充说道，以赛亚·柏林（Sir Isaiah Berlin）的“因为‘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所以应该拒斥‘社会历史’”的观点不正确；他还说，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早已经把以赛亚·柏林抛在了脑后。
　　放在第一篇的文章甚至更为气势汹汹。该文指出，20世纪的前50年是“很多历史学家暂时迷失方向的时代”；“对于学术性的历史而言，因为它必须要求一种学术上的严格，所以反而几乎没有能力解释人类社会的工作方式，也没有能力解释人类事物中的周期性变化。”该文建议道，治疗之法不是“挖去经验主义的旧传统”，而是要建立一个与社会科学更为紧密的联系，特别是要接近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其目的在于，发展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词汇表，并引入统计学技术。文章说，未来是计算机的时代，计算机将取代上一代那些权威历史学家穿着的“肥靴子”（stout boots）；而在美国，计量经济新史学已“呈秋风扫落叶之势”。
　　40年后，上述傲慢字词所刻的伤疤仍然隐隐作痛。先是以赛亚·柏林公开说明，笔者本人并非那篇总结性文章的匿名作者。其次，不知此事是幸抑或不幸：笔者邀请到一位传统经验主义领域内的杰出“挖掘者”——G. R. 艾尔顿（G. R. Elton）。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周，笔者即邀请艾尔顿到牛津大学的某学院一同用餐；餐后，客人就回到剑桥去写那本《历史学实践》了（The Practice of History，1967年）。这是对所有史学新方法的有力反驳，而且，他还特别批评了笔者。笔者后来在那文章所附之“历史学家索引”中发现，托马斯（作者的名字是基思·托马斯）这个名字居然忝列在塔西佗（Taci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之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淡淡的慰藉。
　　1966年那充满自信的治疗方案，现在看来又如何？有些方案，很明显已经偏离目标。计量经济史并未横扫一切；相反，其中恼人的公式与文风，难道不应为很少人对计量经济史感兴趣负责吗？经济史家本应热心于此。社会史，不仅没有居于众星拱月之地位，而且源自其内部的新文化史已经后来者居上。当然，我们确实有了更多的学术合作与学术组织，但是那种“个人主义、女主唱（prima donna）式传统”（1966年的批评者曾痛骂之）却发展出了当今这一“明星时代”；我们的学术明星，如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又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另一方面，计算机的进步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1966年谁会猜到，历史学家如今会在线预订图书馆书目呢？谁会猜到，今天的史学家会在档案馆使用笔记本电脑，能在数据库中浏览、搜索，还高度依赖于此类数字辅助工具呢？〔如“在线英格兰早期图书”（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和“在线十八世纪文集”（Eighteenth Century-Collections Online，ECCO）〕　　定量分析确有不少成就，例如关于人类身高和体重长期变化的计量人类学研究，又如重建不列颠早期人口史（有人口普查之前）的工作〔由“人口和社会结构史”（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剑桥小组负责〕。威廉·圣克莱尔（William St Clair）于《浪漫主义时期的阅读民族》（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2004年）中表明：计量方法对文化史的贡献与经济学方法等量齐观。尽管如此，但很明显并非所有历史都必须可以计量方式理解，而且，数字意义的精确性往往似是而非。不少当代史学作品带来的巨大影响并非定量分析，而是定性分析。那些身着白大褂的历史学家，本想为往昔加上确定性，可这种梦想现在看来却成了60年代的另一错觉。在这个乐观主义年代，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曾希望技术取得“白热化”之进展。　　历史学没有变成社会科学，而是更接近于一门交叉学科。罗德里克·弗拉德（Roderick Floud）和帕特·塞恩（Pat Thane）最近说道：“如今，历史学和社会学哪有什么合作关系？可40年前，它俩还很有希望合作”。不能排除的是，在社会学家坚持非历史学性同时，不少历史学家仍然坚持社会学取向。举例而言，罗斯·麦克基宾（Ross McKibbin）在《1918－1951年英格兰的阶级与文化》（Classes and Cultures: England 1918-1951，1998年）中引用了当时英国几乎所有著名社会学家——从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和J. H. 高德索普（J. H. Goldthorpe），到A. H. 哈尔西（A. H. Halsey）和W. G. 朗西曼（W. G. Runciman）。　　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如今已被接受为一种日常工具，以研究宗教史、血缘史、仪式史和礼物交换史。史学家比以往更容易赞成“往昔也有他性（otherness）”这一观点，而且，许多历史学家将其主题视为人种学之回顾。1966年也没有人能猜到，如今巫术史已成为本科课程的主要话题。社会人类学影响历史学十分明显，“本地人观点”（the native point of view）也成为先入之见。过去，人们企图从研究对象外部分类和安排人类经验，打个比方：如果历史参与者是蝴蝶，那研究者就是昆虫学家。现在，我们需要更有想像力，因为我们要重建那些事物在“当时”的展现方式。这是一种自“非位”（etic）到“位”（emic）的转换（如语言学家所言），它更多地关注事件对于当事人的意义，它也更尊重古人之所想与所感。而在50年代，以个人兴趣为由歪曲观念极为稀松平常。如今，甚至最保守的历史学家都会试图重建属于历史参与者自己的词汇表、分类法与主观经验，而不是以现代视角观照古人所为（时代倒置）。
　　马克思主义之失宠增强了上述趋势，即不再将观念与思想仅仅作为“上层建筑”来考察。而且，R. G. 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哲学也有所复兴；他将历史视为经验之重演。社会历史学家尝试重建半文盲群体的价值观。人们还尝试以历史学方法研究政治思想；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是这方面的佼佼者，除他们而外，我们也不可忘记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伊安·麦克莱恩（Ian Maclean）和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 Malcolm）等学者。
　　40年来，历史学家已经从其它学科中学到不少东西。地理学家教他们研究自然环境和绘制人类定居模式图。考古学家教他们考察文字资源之外如人工制品、建筑遗迹和地表状况之类的自然遗存。艺术史家则已从传统精英艺术领域（high art）转向研究视觉文化，他们比40年前对历史学的视觉维度更为敏锐。40年前，历史学严肃著作中若带有插图则非常奇怪；而如今我们则希望带有彩色插图的史书。文学研究者则让历史学家意识到，戏剧、诗歌和小说（如果要引用将会很敏感）与国家文件和案卷（pipe rolls）同等重要。
　　1966年，人们希望加强理论，如今我们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要求。在20世纪晚期许多历史编纂学专著，都受到了下列学者的“延时影响”：马尔萨斯（Malthus）、马克思（Marx）、涂尔干（Durkheim）、韦伯（Weber）、凯恩斯（Keynes）、弗洛伊德（Freud）、柯林伍德（Collingwood）、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J. L. 奥斯丁（J. L. Austin）、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巴赫金（Bakhtin）、埃里亚斯（Elias）、格尔兹（Geertz）、库恩（Kuhn）、福柯（Foucault）、哈贝马斯（Habermas）、布尔迪厄（Bourdieu）、本尼狄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等。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或人类学等理论，会自然而然地影响下一代的历史学写作，即使史书作者从来没有认真读过上述理论家的概念与词汇。历史学家更为自觉地借鉴理论，这应是40年来的最大变化。在今天任何一部史学专著中没有提及下列概念将不可思议：“话语”（discourse）、“深描”（thick description）、“范式”（paradigms）、“拼装”（bricolage）、“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文明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或“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而上述术语在1966年没有任何特别含义。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给其前辈最多的批评往往是“缺乏理论性”（under-theorized），而这种指责曾经没法让人明白。
　　在1966年，没人预见到来自各式语言学与文学理论（被称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其倡导者使整个80年代颇为混乱。当代怀疑论似乎正在否定获取关于过去的知识之可能性，但后来，人们默默排斥了这种虚无主义学说。而对于历史学家成为常识的则是，他们必须批判地处理史料，他们也完全清楚史料并非完全反映客观的镜子。他们同样知道，他们的分类法，他们的历史分期，只是一种解释工具，而非历史的本质特征。许多所谓的“事实”并非不可以被质疑，并且就不同观察者而言，事件看起来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坚信，过去确确实实发生了那些事，而且他们有能力发现那些到底是什么事。这是一种精确方法论的自觉。C. J. 威肯姆（C. J. Wickham）在获奖的《构建中世纪》（Framing the Middle Ages，2005年）一书便展示了这种自觉：每一个术语都被小心定义，第一人称单数被频繁使用——这是消除高高在上那种语气的有效方法；而书名也表明，该书要记录一个不断持续的“构建”过程。
　　与美国同行相比，英国历史学家在区分事实和虚构、意识到认识论之不确定性时，受主流思潮影响较小。但“语言学转向”已经使他们对修辞学习惯与意识形态之预设更为敏感，因为修辞学和意识形态论著和文献的组成要素。突然增多的史学史研究，也让他们对从小团体利益的、存在党派偏见的多种往昔时刻保持警惕。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如下相关著作：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特伦斯·兰格（Terence Ranger）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1983年），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的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1984－1992年）。
　　许多历史学家现在相信（也许很勉强）“过去发生了什么”与“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同等重要。这有助于解释“硬”经济史之衰落；我们也可以因此而明白，一度是对预设客观群体（比如家庭、社区和阶级）的独立研究，即社会史，为什么自80年代就慢慢变异成了文化史。所谓文化史，是一种对历史参与者的精神预设与语言实践的描述。剑桥第一位“文化史教授”（Professor of Cultural History）彼得·伯克（Peter Burke）曾用编年方法清楚地展现了上述转变；而这种转变也由斯图亚特·克拉克（Stuart Clark）对一个不再存在的思想系统的谨慎研究所加强——参见其《与魔鬼一同思考》（Thinking with Demons，1997）。
　　所有意识之转变，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今许多历史学家不情愿用宏大叙事来展示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虽然今天有“电视历史学家”（television historians）在不懈努力，但他们的写作方法，并不被技术之胜利与意识形态不信任，而宏大叙事恰恰通常是由后者所鼓励的。历史学家不信任宏大叙事，还由于他们认为历史过于复杂，以至于不可能以单独的、选择性的方法详细描述无限多（如果按正常考察的话）的观点。除了J. H. 艾略特（J. H. Elliott）新近出版的《大西洋世界的帝国》（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s，该著作是跨度超过300年的不列颠帝国与西班牙帝国的比较历史），几乎没有人能达到权威而客观的宏大叙事。因此，学者们必须向微观史借鉴，从一粒沙的角度（对小社区、个体实践甚至个体的强化研究）来观察世界，正如伊曼纽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Montaillou，1975年）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ton）的《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1984年）所示。
　　1966年论者的最大胜利是，历史学话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的范围。60年代初，历史学仍然意味着政治史、宪政史、战争史和外交史，经济史只是和上述主导话题有微弱联系，而且通常都不算是历史学。（我研究1961年的“牛津历史学派”时，一位合作研究者苏瑟兰〔Dame Lucy Sutherland〕写了一份几乎只有政治要素的英国史论文。我当时说，这文章一点都没有提到工业革命。但她却回答说：“工业革命要下一年才开始”。）如今，尽管政治史还在，但是必须扩充其关注范围，如须涉及政治文化，或者研究较小的政治单位（比如工场或家庭），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学界认可。军事史和舰船史格外有活力，实际上它们很大程度依赖于对描述战役和战争，这并不需要多少思考和想象。如今，人类经验的每一面都有相关历史学家在作研究，从儿童到老人，从着装到餐桌礼仪，从嗅觉到笑声，从体育到消费，从铁丝网到手淫等等，都是其研究对象　　那么，今天我们又从何处寻找“历史学新方法”呢？答案并不统一，因为历史学已经如此拥挤，内部变化又如此之大，方法也极其多样。我们不能确定何为中心何为边缘，也几乎没有参与一个“共同智识事业”的意识，因为历史学职业太庞大了，每一年，仅在英国史和爱尔兰史方面就大约有一万人在发表论著或论文。斯达汉诺夫的（Stakhanovite）的风气在研究型大学中颇为兴盛，从而造就了一股出版洪流，于是，我们也许很难扩大自己的研究对象所涉的范围了。写作严肃历史在今天是一项比60年代困难得多的艰苦工作，而在那个年代，未开发领域如此之多，天才作者〔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m）或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完全可以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上大胆地发表概述性文章。如今，专门知识积累不如过去那么容易，所以要有创新，就必须付出数倍的努力。
　　如果上述史学进步的经验有任何指导意义，那么我们可以将未来发展归结为两个源头：第一是关于人类本质及其行为的新理论，而交叉学科是其发展媒介；第二，当代事件的推动。虽然前一源头很难预测，但后一源头就在我们身边。50年代之前，学术性历史都在一个19世纪发明的概念——民族国家框架中写作。但是随着世界风云变换，历史学视角也在转移。英帝国终结加之亚洲、加勒比地区移民日益增多，就在英国学界形成了“后殖民”视角。现在我们较少关注殖民地总督和将军，而把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受帝国终结影响的人，即奴隶、罪犯、土著人和贫困白人。北爱尔兰的动荡，苏格兰、威尔士的权力移交，都使不列颠历史学家少了些“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c）。曾经的“英格兰史”课程被贴上了“不列颠”标签；并且“英格兰内战”已经变成“三国之战”。国家认同与“英格兰性”都已经成为历史学的中心议题。
　　欧盟形成则刺激了人们写作整个欧洲大陆的、超国界的历史。但是，政治和经济力量现在属于美国和远东，于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史学家都变得少了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美国自由起源与《大宪章》的信念曾使英国史在美国大学课程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而如今，英帝国地位不再重要，美国人口也不再仅有两色，英国史由此受到来自拉丁美洲史、中国史、日本史和中东史的有力挑战。它之所以现在仍然在那里，只是因为其中帝国维度的可研究性。同时，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历史，众所周知地成了最新时尚，而且看上去它还要继续流行一段时间。
　　虽然历史学开始倾向于更强的专业性，但其它当代现实仍然鼓励人们研究较大的单位；这就是地中海史、大西洋史和太平洋史流行的原因。不过，这些单位还是偏狭小了点，因为经济和联络越来越全球化，最真实的历史也快要等同于整个地球的历史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新杂志《全球史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背后就有上述原则有力支撑；C. A. 贝利（C. A.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Modern World，2004年）则强化了全球史观，这是一部真正的19世纪全球史。毫无疑问，世界各个文化的关系将会成为下一代历史学家的主要思考方向。
　　当代历史发展不仅改换了地理视域，也拓宽了曾被忽略的层面。历史话题拓宽的某些原因很偶然，比如因卫康·特拉斯特（Wellcome Trust）的慷慨资助，药物史从退休医生的嗜好提高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学科内部的运动也有作用，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即在《年鉴》上竭力提倡历史学需要覆盖得更为广泛。但是，最具决定性的原因却是当代思想界所关注的那些问题。
　　如美国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使人们开始关注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而在英国，历史学职业的民主化，新大学的建立，以及左派的影响，都有助于研究兴趣从内阁和法院转向普通人的经历，这也是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历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的主要关注点。
　　而最为最重要也是对所有历史学家变得更有强制力的，则是他们必须思考所涉及话题的性别层面，而且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这和智识上的失败没什么两样。我曾经在1957年于牛津大学讲授过一个关于从宗教改革到一战的英格兰的性问题的课程，当时人们大多数都觉得有点迷惑，也有点有趣。1966年的那次讨论中，没人提到女性历史。直到70年代，女性主义才开始让学者重新评估历史应如何书写这一基础性问题。更晚近一些，又有同性恋者开始主张社会认同和法律认同，于是，关于男性友谊与女性友谊的历史在本科课程中也正取得中心地位，而且这一课程与我那个时代斯塔布斯（Stubbs）的宪政研究同等重要。
　　几乎所有的当代流行史学话题，在本质上都和一种非学术预设有关。而无数关于记忆和忘却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与战时大屠杀有关；环境史的热情源自对全球变暖和自然资源危机的担心；重新思考英帝国则与美国的海外政策紧密相关；对身体史的兴趣则由艾滋病促动，它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世俗和享乐时代（包含健康体魄与满足本能的预设）的思考。类似地，消费品的历史、情感研究、个人认同和“自我”的出现，都可以那么解释。历史学总是含有历史作者的希望与恐惧，而历史学的未来角色则取决于这些希望和恐惧会如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