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感1

　　前几天和queenie大人聊天时谈到观念史，今天偶然想起号称观念史大师的Isaiah Berlin，现在有一股很迅猛的翻译其著作的浪潮，我也逐浪胡乱买了几本，可惜稍微一翻开就有恐高之感，例如对《俄国思想家》简直就不敢去碰（您起码要读过赫尔岑吧，要读过地下室笔记吧，要读过托尔斯泰吧），好在《现实感》这篇文章沉下气来感觉还不是那么结实，因此在这里稍微记录一下其前半部分的大致内容（载于《现实感》1-22页，译林2004年11月），豆瓣上有人说这本书翻译臭不可闻，我没对照英文（要对照的话可就不是这么一会能看完的了），觉得潘林二人译笔还算生动优美。

　　有人说这篇文章说的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实际上能把平常小事说明白并不是每人都能做到！这篇文章本是伯林1953年10月9日发表的题为《史学中的现实主义》的演讲，看这个日期，我们应该想到，一是柯林伍德的伟大著作已在1946年出版了（虽然三年前柯氏就去世了），但伯林似乎并未提到此书；二是对历史决定论进行无情嘲讽的希特勒的暴行依然让人们记忆犹新，我们在阅读时会不时想到这两点，因此如果我们将伯林文章同柯林伍德著作比对阅读的话应会有更深体会，时间关系这里不详论，后者则成为伯林的有力论据。

　　出于演讲的需要，文章开头是饶有趣味的，为什么人们会“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而“希望自己活在那时而不是现在”？为什么这种想法会被指责为“怀古的‘逃避主义’”、“浪漫的好古癖”、“倒转时钟”、“令人同情、幼稚和可怜”、“倒退、碍事、无头脑地狂热”？伯林指出，这种责难太容易理解了，可是怎么解释它呢？他引用了其时尚有余威的科学主义观点，“从原则上讲，我们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来预测”，乃至自己也好像要承认确实存在指导社会进化的规律了。这是让我当时倍感疑惑的事情，这种疑惑马上就变成释然——伯林将规律缩小到“我们确实正朝着一个确定的、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但历史的因果关系仍然不被打破，不可想象“黎塞留在20世纪50年代还能取得当年的成就，莎士比亚生活在古罗马或者外蒙古也能写出那些剧作”。据说“是什么就属于什么地方、不能发生的就不会发生的感觉”蕴涵了“不可逆转的进程的观念”，我们毕竟还有能力分辨这些感觉，于是形形色色的历史理论就被提出了。伯林饶有兴致地列举了黑格尔、马克思、孟德斯鸠、夏多布里昂、戈宾诺、赫尔德、泰纳、斯宾格勒等诸位大神的见解，他们纷纷贡献出自己理解事实发生的这套秩序以及理解它的钥匙，百家争鸣是多么美好，这一切要放在几十年前真令人愉悦极了！大时钟的运动真的有章可循、不能倒拨耶！

　　只可惜，荒谬的现实让这些大神的理论尽折腰，别说预测未来，就是通过处理大量数据，依靠丰富的统计信息的比较，来取消一些革命和改革计划，证明其脱离时代的空想性也难以实现。一个希特勒轻松地把几百万人弄死同时幻想“回到某个遥远的过去”，某政权在俄国公开地毁灭文明并宣称自己是革命的和前进的（不幸的是演讲后没过几年东方巨龙又将这来了一遍），1944年亨利·摩根索那曾引起罗斯福兴趣的毁灭计划……都足以让“老历史学家、哲学家、才智之士震惊”。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类及其组织的可塑性、软弱无力、规律的弹性都让在“足够的意志力、狂热和决心”以及天时地利作用下我们完全“可以在远超出迄今认为可能的程度上改变几乎任何事物”，别忘了近几十年我们还发展出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各种大杀器。

　　既然可能性完全存在，那我们就开干吧~~法西斯狂徒们已经尝试过让世界发生剧转，我们为啥不能恢复十四世纪那“快活的英格兰、老南方或者绿林世界”，不要有任何疑虑，我们有足够的决心、足够的物质资源、足够多的人、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怎么干？伯林建议首先必须“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想要重建的过去生活”，并“假设自己在具备一定知识的基础上深深地热爱当时的生活方式”，这可不是简单的cosplay，过家家一会就完，而要具备巨大物质资源、利用它们的非凡技巧（这并不难，充斥暴力的时代已经给我们上了最重要的一课）和惊人的知识——比生活在十四世纪的伦敦或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的居民还要了解他们的城市，相比起他们我们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我们“旁观者”的位置，于是我们就更容易突出它的特异之处。遗憾的是，我们依然无法达到我们的首要目标——原样再造某种过去的文化，即使我们克服种种困难，也不过“是一项高明的伪造，不得不在当代的基础上嫁接的一件人造古董而已”。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儿伯林显示出其不凡的眼光（也许并非先行，恕我学识陋薄），他认为我们在设法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时，必然只能注意和描述它的某些“公开的”特征，因为我们注意世界的只是它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根据的那些方面——发现它们使我们感到增长了知识，如果我们发现它们与我们的需求相吻合就更让人欣喜。可是我们就忽略了“那些太明显、不值一提的东西”——人类学家只注意别的族群与我们不同或者出乎意料地与我们相同的地方，但不会记录类似波利尼西亚人趋暖避冷、不喜饥饿或身体痛苦，甚至他们的脑袋是立体的，前后都有空间……只要这些土著是人他们肯定就是这样，记录这些未免会让人烦死！

　　那么，让我们细想，一个人观点的形成需要有多少观念的参与，无论这个人头脑如何简单、没有思想。“最基本的观察和思考行为需要一些固定的习惯，一整套有想当然的事物、人物、观念、信仰、态度以及未受批判的臆断、未经分析的看法组成的参照系”。我们用以思考的任何符号系统本身便充斥着这些基本的看法，甚至由于我们用于表达的词或符号本身也包含和表达了据推测已被囊括其中难以用它描述的看法，因此我们没法列举我们所知道和相信的一切。只有少数极牛无比的天才思想家才能利用一套符号来揭示另一套符号的种种假定，可是我们没法不使用任何符号就来分析我们的符号系统——没有这样的阿基米德支点让我们通过外部审视就可以观察和分析我们习以为常便视作当然的一切。好在还是有一些大牛，来让我们认识到一些最普遍而又最少受注意的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范畴，像牛顿、帕斯卡、洛克、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可是记录下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后，依然很难描述它们。标尺的两端还是有大量事物被忽略，一端是最深入人心、最普遍的范畴，另一端是不停转移、变化的看法、感受、反应、直觉、信念……一个菏马时代的希腊人或十八世纪的德国人之所以属于一个独特的社会，只能以他们每个人与其他古希腊人或德国人的共同之处来分析，“有一种希腊或德国的谈话、进食、缔约、经商、跳舞、做手势、系鞋带、造船、解释过去、崇拜上帝的方式等等等等，在这些方面寻找规律的历史方法几乎失效了。

　　从伯林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能够看到新文化史的曙光。这次演讲之后没多长时间，它就兴盛地开展起来了，就像伯林所说，“我们也能将一幅画甚至一行诗或一段俏皮话归于这个而不是那个时代，这个而不是那个作者”（达恩顿在《屠猫记》中不就这样做的吗），“我们最内在的方法，是我们思想和感觉的习惯，它们的变化我们几乎注意不到”（勒华拉杜里不就注意到了吗），“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我们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金兹伯格不就这样教诲我们的吗），“那里的构成却是粘稠的物质，我们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我们继续下去的愿望或能力”（真的，真的）……这些简直就是针对历史学家的格言了（奇怪的是新文化史家们很少提伯林这些看法，这让我感到有些信心不足）。

　　20来页的东西，还没法看到伯林观念史的全貌，不过我们应该大概明白他关心的是什么了。